第十章、揮斥八極

在原本的歷史上，曹操既封魏王，又加九錫，這是政治大勢，誰都阻止不了，再加上在這條時間線上，曹家無論顯性還是隱性實力，都比歷史上要強得太多了，所以即便沒有自己的協助，董昭也遲早能夠達成夙願。

是勛考慮的是“後事”，也就是封藩建國之後，還應該做些什麽。他想要趁機解決掉一個歷史遺留的大問題，也即官制改革的問題。

漢朝的官制仍很粗疏，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地方官數量極少，但是權重，既易造成割據，又易導致豪強或者世家坐大，對中央集權不利；其二，隨著戶口的繁盛、國家事務的增多，中央沒能因應時局而增加合適的部門、官職，導致一府多事，職權不清；其三，宮中、府中，區分得並不明確，九卿大多得名於古代君主的家務官，而其實質，也往往同時同時負責朝廷之事和皇室之事；其四，官員的品級劃分得非常粗放，小吏和大老的俸祿差令人發指，但偏偏其中還並沒有足夠的等級過度，使得下吏缺乏充足的上進心，其結果必然是公卿奢靡、長吏貧寒，越親民的官反倒越窮，被迫貪汙成風。

高薪未必養廉，低薪是肯定養不了廉的——你不能要求每名官員都是聖人啊。

還有就是相權過大，威脅君權，兩者之間幾乎是鬥爭而非博弈的關系，遂引發無窮的內耗。外朝的丞相、三公也好，內朝的大司馬大將軍也罷，往往能夠軍政大權一把抓，舉凡行政、監察、立法、司法，全都一兩個人或者單一機構說了算，皇帝可以玩兒各種手段加以分化和制約，但手段都在法理之外，都只是臨時性舉措而已，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究其實質，漢代是從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過度期，而其官制也正體現了這種過度。是勛現在所希望的，就是加速這一轉化的進程——世家大族掌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也是貴族社會的一種反撲。

在中國歷史上，官僚制度的完善是在唐、宋，你看到那時候，還有能夠在上操持國柄，在下形同割據的世家大族嗎？階層之間相對更強的流動性，就直接限制了這一社會勢力的產生。

漢承秦制，光武改制也只是小打小鬧而已，此外有漢一代，包括漢哀帝在內，也曾經多次改革過官制，但不是只動皮毛、不變筋骨，就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沒有什麽大的建樹。王莽倒是對舊制下了番狠手，問題那家夥改革的方向根本就錯了……主要是因為阻力太大，改革官制必然會重新瓜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沒幾個人真大公無私地願意那麽幹。所以對於漢制之弊，是勛也曾經多次跟曹操坦言過，也提出過自己一些改革的想法，曹操深以為然，卻總是下不了決心去辦——別說曹操了，即便換了是勛本人掌權，那也是不敢幹的，天下未定呢，就先搞得自家人心惶惶，這不是作死呢嘛！

那只有利用改朝換代的機會來變更官制了，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說可以直接把前朝制度推翻，一切從頭來過的。如今卻突然在是勛面前展現出了一個大好機會——曹操要建藩封國了，那在這個新公國裏創設新官制，不是如同白紙上現畫畫一樣，要方便得多了嗎？再說了，也算是為將來全國性的改制先做個試點啊。

是勛不但想要建議曹操這麽做，還希望可以把這一事務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終究他有後世兩千年的殷鑒，自認比這時代任何一個人都明白官僚制度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兒，也比這時代任何一個人都更下得去手。只是這事兒光靠寫信、上奏是說不明白的，必須當面向曹操建言；而且這事若等到正式建國了再來謀劃，未免緩不濟急，必須提前就先動起手來。

這才是是勛想要辭去幽州刺史之任，返回許都去的主要原因。

且說他才從樂浪返回薊縣，就急忙給曹操寫了一封私信——不是上奏。因為他並不想跟是儀似的，從此基本上離開官場，故而並沒有直接辭職。漢朝的官制與後世不同，品級、俸祿是直接掛靠著官職，而非官員本人的，也就是說，一旦辭職，立變白身，基本上不會有並無實職卻仍有散官、品級在身的情況出現。即便做到三公，去職後再起，也得先做會兒中級佐官——比方天子親辟的顧問官，或者三公征辟的屬僚，等等。

以是勛的身份、名望，倘若辭了職，再入宦途，最佳途徑就是重進相府——這倒是他樂意幹的，要為新公國設置官制系統，當然必須入幕啦——然而一旦銜接上出了點兒問題，未必還能遽掌實權。所以啊，我不辭職，只是私信跟曹操打個商量，你給我挪回中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