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家國天下，乃是一個認同的問題，而且是中國人獨特的認同方式。

所謂認同（identity），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指出的，它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自我認識，是自我意識的產物。認同由自我界定，是自我的想象建構，同時也是自我與他人交往的產物。認同同時也是同一性的要求，通過自我的認同和他人的承認，形成同一的自我、同一的文化、同一的制度、同一的民族或同一的國家。

認同的問題雖然古已有之，伴隨著軸心文明的興起而發生，但在古代社會長期而緩慢的歷史過程之中，它並沒有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傳統的血緣、地緣、社群、道德與宗教共同體為人們提供了穩定而持續的認同對象。只有到了現代社會，當傳統的家族、地域、道德和宗教共同體一一瓦解，而維系心靈秩序的精神世界出現解體的時候，伴隨著人口流動的加速、社會分工的發展，人們的認同問題便成為一個時代性的突出問題。人們普遍地陷入精神和文化的迷茫，重新思考：我是誰？個人的自主性根源何在？為什麽傳統的家國天下共同體解體之後，現代的民族國家成為個人無法回避的新的共同體認同？在這個新的共同體之中，維系社會基本關系的道德認同又是什麽？人們的心靈秩序是否要依賴某種超越的宗教，是否依然要有信仰的皈依？等等。這種種現代性的迷茫構成了現代人的認同危機。

現代人的認同危機，有多種表現。但最基本的認同危機體現在社會政治秩序與精神心靈秩序之中。在社會政治秩序之中，核心的問題是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個人與國家是在現代性過程當中同時出現的，究竟如何形成個人與國家的認同？二者的關系又是如何？這直接影響了對現代社會政治秩序的理解和建構。在精神心靈秩序之中，如何建立道德和宗教的普遍性認同？在一個多元社會之中，價值的信仰究竟如何確立？

在傳統中國，以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形成了古代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其基本架構是“自我——家族——帝國——天下”。傳統中國的認同是以自我為中心，由內而外，逐波外推；同時自我又並非現代意義上獨立的、原子的個人，而是整個宇宙世界和家國關系中有機的一部分。古代中國缺乏國家認同，只有所謂的天下，在“自我——家族——帝國——天下”四者的關系中，自我和天下構成了最重要的兩端，形成了古代中國人特殊的自我價值觀、世界觀和社群意識。

晚清以後，古代中國的認同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發生了兩個層面的危機：政治秩序危機和精神秩序危機。在家族、王朝和天下秩序的解構過程之中，中國人不得不重新理解個人、國家與世界的關系。現代的個人與國家概念誕生了，形成了現代的個人認同和民族國家認同。

現代的認同有兩個脈絡：一個是以政治秩序為核心的共同體認同，另一個是以心靈秩序為中心的精神價值的認同。

在共同體認同方面，在現代性的歷史語境之中，涉及究竟是以個人為中心，還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在19世紀末，這兩種認同同時出現，互相內化，在國民/國家一體化思想體系中，獲得了暫時的和諧。到20世紀初，日益嚴峻的現實選擇面前，個人與國家的認同發生了分化，從此分道揚鑣，以後發展為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兩條不同的思想脈絡。晚清的個人認同從儒家的自我概念中脫胎而來，形成了以康有為、譚嗣同為代表的仁學自我觀，以嚴復、梁啟超為代表的國民自我觀，和以章太炎為代表的自性自我觀。這三種自我觀，到五四，經過一系列的蛻變，演化為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三種個人主義類型。在1930年代，隨著民族存亡危機的加深，重建國家共同體成為時代的核心命題。然而，民族國家認同，是以制度性的政治認同，還是以文化性的社群認同為重心，在自由主義者內部顯示出不同的思想譜系，這也是晚清梁啟超多歧性民族主義思想的內在分化結果。到1940年代中後期，國家認同的核心問題從“統一”轉向為“民主”，又重新與個人自由發生內在的聯系。所認同的不再是一個“中國式”的民族國家，而是具有自由、民主普世性內涵的現代政治共同體。從現代中國的思想史脈絡來看，中國的個人認同與國家認同並非兩個不相幹的問題，而是內在地纏繞在一起，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互動關系。這是中國現代認同區別於西方的非常特殊的地方。在重建認同的歷史過程之中，傳統的“自我——家族——帝國——天下”譜系表面看起來被消解了，實質上是深刻地鑲嵌在個人與國家的現代認同之中，形成了中國現代性之中關於個人、社群、國家和世界的獨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