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紙錢起於何時？那時間的上限不難確定，自然是人間發明了紙，而紙的價錢也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後。唐人封演是最早探討紙錢的人，《封氏聞見記》卷六“紙錢”條雲：

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

紙錢之用，“魏晉以來始有其事”，那是最穩妥的說法，實際上也最貼近事實。有人要考證得更精確一些，如朱文公說“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玙”（《朱子全書》卷三十九），那就差得太多。玄宗晚年惑於鬼神，祭祀事繁，全用玉帛大約有些應酬不暇，王玙便提議用紙錢祀神。但《新唐書·王玙傳》中已經明言此前民間即“以紙寓錢為鬼事”了，所以王玙的貢獻僅在於用紙錢協助昏君拍巫鬼妖神的馬屁，其他則無與焉。而史家特別記下此事，大約是嗔怪王玙把民間的簡率引進到廟堂，壞了祖宗的規矩吧。

而晚些年的戴埴在《鼠璞》中，則說“《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殷長史應指殷叡，為王煥之婿，吃了丈人的掛落，被殺於南齊武帝永明末年。他丈人是佛教徒，而後來成了佞佛皇帝的蕭衍也是他的好朋友，估計他也是信佛的吧。他的用紙錢或與對佛教的信仰有關，但故事的究竟卻不清楚，因為現存《法苑珠林》中已經找不到相關的記載了。但南宋人洪興祖在《杜詩辨證》中提到“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為錢，以代束帛”（引自《愛日齋叢鈔》卷五）。東昏侯在位與永明相距不過十年，看來紙錢在南齊時已經出現似無大錯。但紙錢從發明到普及還是要相當長的時間的，所以瘞真錢的現象當時還普遍存在。《南史·隱逸傳》中那位半路出家的和尚僧巖，死前對弟子說：“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佛弟子尚且如此，其余可知。

中國向來的習慣，總是把民間的發明視同於草寇的為王前驅，直等到為王公卿相采用，才正式頒發發明專利證的。所以紙錢並不一定是先由某個名人創造，早在南齊之前，民間應該就已經用於祀神和喪葬了。據諸書所述，紙錢的大行於社會，應是唐代的事，但溯其原始，封演說的“魏晉以來”還是不錯的。

在紙錢出現之前，喪葬送死都是把人間的真銅錢埋在墓中。但這只有有錢人家才能做到，貧家無力辦此，或者象征性地放上幾枚，或者做些泥錢充數。可是這些都是在入葬時瘞埋入墓，一次性，從此不會再追加的。所以估計最初以紙做的冥錢，不但樣子與現今所見大不相同，應該更為接近真錢，而且也是瘞埋於墓中的。

但這樣的紙錢在幽冥文化的發展中沒有什麽重要的作用。它不過是偷工減料的冥錢，即從“象寓”的意義上說，早在幾百年前的俑人以及陶制明器已經開了先河，這紙錢的文化價值與泥錢也相差無多。

紙錢在文化意義上的飛躍在於兩點，一是它不再是僅僅在喪葬之時，即在平時年節祭祀祖先時也要使用，二是它變瘞埋為焚化。這一演變過程已經無可查考，但據後世一些堅持古禮的先生所說，其蛻變之咎乃在於釋氏“資冥福”之說的影響。

紙錢的用於“資冥”，固然與佛教的傳播有極大關系，但其實也正合於中國本土的孝道，方才能為民眾以至士大夫所接受。人間逢年過節，只要手中還有幾文，總要趕著“購物節大甩賣”采辦些東西，念此及彼，孝子順孫們也應想起冥界的祖先吧。但墳墓不是錢箱衣櫃，開來開去極為不便，所以想隨時把銅錢埋入一些是做不到的。由此便可以看出紙錢的優越。南宋耐得翁《就日錄》記有一事，北宋時，邵雍春秋祭祀祖先，綜合古今之禮行之，所以也焚燒紙錢。程頤以為不合於禮，便前來責問。康節先生答雲：“明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二程中伊川先生總是扮演老牌左派的矯偽角色，頭天見了個歌妓，耿耿到第二天還不釋於懷，皇上折了根柳枝，他便以為有傷“生意”，至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混賬話更是貽害至今，而此時他也是一副可厭的衛道面孔。但邵康節認為紙錢與其他的明器如泥車芻靈之類並無兩樣，只要能表達子孫的孝心，就沒有什麽不可用的。當然這紙錢也只是表表孝心而已，正如現在說的“常回家看看”，未必大包小包拿著，康節先生也並不認定紙片焚燒過去就會成了通神之錢的。

《楓窗小牘》又記道：南宋時高宗死後，百官奠哭，用紙錢路祭，剛登基的孝宗為了表現自己對嗣父的孝心，便嫌那些紙錢做得太小，弄得出喪不夠排場。於是又有半通不通的諫官上奏，說：“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其意若曰，這紙錢本來就不該用，小一些又有何妨。孝宗看了大發脾氣，把奏章往地上一扔，說：“邵堯夫那樣的賢人，祭祖先不是也用紙錢嗎？難道你活在世上就不用一文錢了嗎？”諫官之本意是勸阻皇帝不要把喪事辦得太鋪張，但他的著眼點卻並不高明，結果受了一頓搶白。而朱文公有雲：“國初言禮者錯看，徒作紙衣冠而不作紙錢，不知紙衣冠與紙錢何別？”正是邵康節說的“明器之義”。可見焚化紙錢以供亡靈在冥間花用，這已經成了民間“盡孝”的公共準則，大儒都已經從眾，小儒就不要亂吠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