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1956年，由米歇爾·安德爾森執導、改編自凡爾納同名小說的好萊塢電影《環遊地球八十天》在上映後票房大獲成功，並於次年摘得第二十九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獎項。幾乎與此同時——實際上時間跨度更大——在1956年2月到1957年8月間，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也展開了一場歷時十七個月的環球旅行：雖然都是從倫敦出發，但湯因比所走的並非《環遊地球八十天》中主人公乘熱氣球到巴黎，再輪船加火車經地中海和蘇伊士運河到土耳其和印度，然後抵達中國香港、日本、舊金山、紐約最後回到英國這樣的路線，而是一路西行，先飛到紐芬蘭島，輾轉經過百慕大、巴哈馬和牙買加，進入哥倫比亞開始正式的環球之旅，遊完厄瓜多爾和秘魯之後，取道巴拿馬運河，坐了足足20天輪船到達新西蘭再前往澳大利亞，然後從澳大利亞飛到印度尼西亞，接著遊覽新加坡、越南、菲律賓、中國香港、日本、泰國、柬埔寨、緬甸等多地，再前往印度、斯裏蘭卡和巴基斯坦，在南亞遊歷兩個多月後飛往中東，用半年時間陸續造訪黎巴嫩、敘利亞、約旦、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多個國家，最後從貝魯特返回倫敦。凡爾納之所以安排小說中主人公自西向東的路線，是為了制造最後的戲劇效果，讓主人公喜出望外多出一天從而贏得打賭，而湯因比規劃路線時，考慮到長期舟車勞頓對人體力的考驗，於是選擇自東向西的方向，借此稍微延長夜晚有利於多加休息。最為顯著的差異是，湯因比不似小說主人公要在短暫的時間內快馬加鞭完成環球之旅，而是不惜耗時一年半工夫，一路深入訪古探幽，親身體驗各種不同的民族文化。盡管作為飽諳經史的大學者，他早已熟知各方風土，但誠如他在本書開篇提及的，和人當面接觸交流、親眼目睹風光景色，比起形形色色連篇累牘的印刷物、照片和地圖都更有所值，這一觀念也呼應了陸放翁所言的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需躬行”。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1889—1975）出身牛津，家學淵源深厚，先後就職任教於牛津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倫敦大學；自1925年起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刊行的《國際事務概覽》主編，以其12卷本的《歷史研究》這部皇皇巨著在史學界享譽盛名。他曾作為英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二戰”後期任職於英國外交部，戰後作為和平主義者活躍於國際政治舞台和學術領域，積極參與英國廣播公司節目評論，甚至還登上過美國《時代周刊》封面，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聲名大噪，影響儼然超出學術界範圍：除鴻篇巨制《歷史研究》之外，湯因比還著有《文明經受考驗》、《世界和西方》以及在知名學府或機構講學後結集成書的《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基督教之於世界宗教》、《核子時代的民主》等多部作品，另有大量頗具影響的評論文章發表，堪稱那個年代的國際公眾人物和公共知識分子。有評論指出，湯因比是當年在世史學家中讀者數量最眾、探討最熱烈、著作譯介最多的一位。英國教師索麥維爾根據《歷史研究》前十卷所作的縮寫本成為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暢銷書，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廣為流傳，縮寫本《歷史研究》單單在美國就賣出了30萬冊，在商業上和學術上均可謂轟動一時。

1955年，66歲的湯因比從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退休，他素來“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大學畢業後他就赴希臘考古，後來也遊歷過土耳其，到過日本、中國、印度、美國等許多歐洲大陸之外的國家，所以退休不是他學術生涯的終結，而是新的開端，無需受點卯羈絆又有基金資助的他經過詳盡規劃，偕夫人踏上了環球之路。旅行過程中，他為《觀察家報》撰寫文章，記錄途中種種見聞感悟，並最終結集成書交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吉蔔林詩中所謂的“東是東，西是西，東西永古不相期！”是感慨於東西方相去萬裏，迥然有異而溝通之難；然而，在摒棄西方“歐洲中心論”的史家傳統、轉以區域文明為考察對象、以比較研究的方法將人類歷史置於自然環境中進行考察的湯因比身上，則正如馬丁·巴伯所言，一切事物都在相遇。湯因比向我們展現了他一次次的遇見：將近六十年前的世界，“二戰”結束十年有余，而冷戰已經揭開序幕，彼時澳大利亞還沒有標準化軌距的鐵路，東南亞和南亞不少國家獨立之後正在蹣跚學步，馬來西亞乃至新加坡尚未獨立，越南分作南北雙方，中國香港湧入了大批移民，日本還不是富裕的國家而且人口處於增長趨勢，斯裏蘭卡還叫作錫蘭，伊拉克開始農業復興，以色列建國不久，巴勒斯坦難民還不知道他們60年後依然回不了故土。觀照時下，和當年相比，其實泰國和緬甸的政治似乎並沒有什麽變化，印度主幹道依然是至關重要的路線，阿拉伯半島靠著石油富甲一方，巴以沖突不見消停，世界倒也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全都發生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