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舊共和國與新君主國（一）（第5/18頁）

不錯，愷撒這時甚至站在共和派的領域上與他們作戰。他和他的幹練心腹們，用反加圖的文章來回報加圖派的文章，於是共和派與愷撒派圍繞著死於烏提卡的英雄纏戰，像特洛伊人與希臘人圍繞特洛伊人帕特洛克羅斯[1]的屍體而戰一樣。但愷撒派在這種戰爭中當然處於不利地位，因為作為裁判的群眾是站在共和派一邊的。除了威脅作者以外，別無他法。因此，著名而有危險性的文人，如普布利烏斯·尼吉底烏斯·菲古盧斯和奧魯斯·席西納，要想獲允返回意大利，就比其他放逐者更難；而在意大利的反對派作家則受到檢查，而懲罰則完全由檢方隨意而定，因而感到的約束特別惱人。

對於新的君主政體的暗地反對還可以以其他方式進行。謀位者和共和派的叛變在全帝國各處不斷蠢動；內戰的火焰一時由龐培派燃起，一時由共和派燃起；而在首都，則刺殺新君的陰謀比比皆是。但這些陰謀甚至不曾使愷撒在身邊設置長期衛士，往往只貼告示公布這些陰謀就算了。

愷撒對反對者的寬宥

愷撒對其自身的安全不論何等不放在心上，他卻無法不看出這普遍的不滿所寓含的危險。然而，雖經友人一再勸告，雖然他自己明知反對者的無可扭轉，他的活力與從容自持仍是極為驚人，而反對者的絕大多敗仍舊獲得他的原諒。他這樣做亦不是由於高傲者的寬宏，也不是出於婦人之仁，而是出於政治家的深思熟慮，因為對被擊敗的黨派，比較快而比較無傷的處理方式，是將他們吸收到國體之內，而不是把他們掃除到國體之外。

愷撒崇高的目標需要立憲派的合作；因為立憲派實際不僅包括貴族，而且包括了意大利公民中所有有自由民族精神的分子。他那要使古羅馬國新生的計劃，需要大量有才華、有教養，有繼承的和自得的優點的人物，而這些人大部分包含在立憲派中；因此，他很可能把對反對者的原諒認作是勝利的最佳報酬。因此，反對派最重要的頭目固然被移除，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人物，尤其是年輕人，則得到完全原諒。再者，這些人也不是任其留在消極的牢騷埋怨中，而是使他們在新的行政體系中做積極的參與，並由此獲得榮譽與官位。

愷撒此時的情況和日後的亨利四世與奧蘭治的威廉相似，最艱巨的任務是勝利後才開始，革命戰爭的勝利者人人都曾由經驗得知，如果在消滅了敵人之後，他不僅作為一個黨派首腦——如辛納和蘇拉——而卻像愷撒、亨利四世和奧蘭治的威廉，要用舉國的福利來替代他本黨的必然片面的計劃，則他必定會面臨各黨派聯合的敵意——包括他本黨的在內；他的理想越純，這種情況越真。立憲派和龐培派口頭上表示效忠，但心裏卻恨惡君主制度，至少也是恨惡那君主的。至於那敗壞了的人民派，則自他們察覺到愷撒的目標不再是他們自己的目標時，就開始了反叛。即使是愷撒的親信，在察覺到他們的領袖所建立的不是一個強盜邦，而是一個眾人平等、對一切人皆公正的君主國時，也憤憤不平起來，因為被擊敗的一派的興起便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被瓜分。對國家的這種重新組織，沒有一派願意接受，因而不但要強迫他的敵人，也要強迫他自己本派的人。

從這種意義而言，愷撒的地位比他勝利之前更脆弱，但他的損失卻使國家得到利益。由於清除了黨派的對立——他不僅原諒各黨派分子，而且允許每個有才能的人，甚至僅是出身好的人，參與行政，而不考慮其過去的政治立場——他把舉國的力量集中在他的大計劃中。各黨派人士不論自願或被迫參加同一工作，不知不覺間便帶領國家走向新的方向。當然他很清楚目前的協調只是外表的，大家對於愷撒的恨惡遠比對新秩序的贊同更為一致。他也知道，當各派被導入外表的聯合時，他們之間的對立感就不再那麽敏銳，而只有這樣，政治家才能幫助時間去做它的工作——因為時間是一切沖突的治愈者，它會把老一代的人送入黃土，而達成新的和諧。愷撒更不追問是誰恨他，是誰想要謀殺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樣，他為國效力，而非為報酬，甚至也不是為人民的愛戴，而是犧牲了同代人對他的愛戴，而求取後代的福祉，最重要的是挽救國家，使其有新生的機會。

愷撒的事功

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記得，愷撒所做的事並非開始，而是完成。計劃一種政治架構，以適合時代的需要，是早自蓋烏斯·格拉古即已開始，而他的擁護者與繼承者則均在遵行與追求，有些人比較忠於其原本精神，有些人較為不忠，有些人成就略大，有些人略小，但均能屹立不搖。愷撒，幾乎從一開始就由遺傳的權利而為人民派的首領，三十年的旗幟未變，也未嘗掩藏他的目標，而即使在身為君主之後，仍然是民主派。他無限制地接受了他那黨派的遺產（喀提林與克洛狄烏斯乖謬的計劃除外），他對貴族階級和真正的貴族痛切厭恨，對羅馬民主的基本理想始終未變——即減輕債務人的負擔，實施海外殖民，全國各階級的逐漸平等，行政權脫離元老院——就從這幾點而言，他的君主體制跟舊有的民主體制相差極少，而且用他的君主體制他反而達成了民主體制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