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迦太基（第6/8頁）

迦太基也和後來的羅馬人一樣，在科學與藝術方面似乎主要依賴希臘的影響，但它對這兩方面均不忽視。腓尼基有可敬的文獻；在該城被征服後，發現了豐富的藝術品珍藏（確實，並非在迦太基創造，而是從西西裏諸神殿運來）和相當多的圖書館。但迦太基人的智力也用於為資本服務；其文獻以農業與地理論文占最顯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馬戈農業論，以及艦隊司令漢諾沿西非海岸航行的記錄；後者原公開置於迦太基一神廟中，現在仍有譯本存在。即使當時普及的某些成績，尤其是外國語的知識——這方面，此時期的迦太基人幾乎跟帝國時代的羅馬人可以相提並論——也證明了迦太基人把希臘文化做了徹底務實的運用。要想對這古代倫敦所累積的財富有明確概念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從幾件事可以略窺其大概：迦太基人用在戰爭上的錢極多，因系傭兵制；在處理國家的財產上既不當心又無信用，然而，其屬民的貢奉與關稅歲入卻可以完全支付所出，因此不需向公民課征直接稅；再者，即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戰以後，歲出及每年分期攤還羅馬的48900鎊賠償費仍可不需抽稅即足以付清，只在金融的處理上略緊一些而已，締約後十四年，迦太基則欲將剩余的三十六期賠償費直接付清。但證明迦太基經濟處理之傑出的尚不止歲入的總額。在古代有相當國勢的國家中，我們發現只有迦太基具有後來的、更進步的時期的經濟原則。他們向國外貸款；在錢幣制度上，除了金條與銀條之外（另有金幣與銀幣，原為西西裏商業所制），還有代用貨幣，是錢幣本身不具實際價值的——這是古代任何其他地方所無的貨幣。事實上，如果政治只單純化作商業，則可說沒有任何國家比迦太基把問題解決得更精彩。

迦太基與羅馬之比較·經濟

現在，讓我們將迦太基與羅馬的資源做一比較。兩者皆為農業與商業城，也止於此而已；兩者的藝術與科學基本上都位居次要，也都是實用性的，唯一不同處是迦太基在這兩方面都比羅馬進步。但在迦太基，錢幣的利益高於土地的，在那時候的羅馬，土地的利益則高於錢幣的；迦太基的農人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隸主，那時期的羅馬，大量的自由民則仍親自耕種自由的土地。羅馬的大多數人民都擁有財產，因此是保守的；迦太基的大多數人民則沒有財產，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黃金又渴望民主人士的改革呼聲。在迦太基，早已遍行著大商業城的富裕生活，而羅馬人的態度，至少在外表上，仍遵循往日的嚴謹與節儉。當迦太基的使者從羅馬回來時，曾告訴同事，羅馬元老之間的關系之密切超乎一切想象，一套銀器就足夠整個元老院的元老用，不論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出現的都是那同一套銀器。這個笑話足以表示兩者的經濟狀況是何等不同。

迦太基與羅馬之比較·政體

兩者都是貴族政體；裁判控制迦太基，元老則控制羅馬，兩者又都采取相同的警察控制制度。迦太基統治局對行政官員嚴加限制，使他們處於依賴狀態，又絕對禁止公民學習希臘語；凡與希臘人交談，必須由公定翻譯人員的傳譯，這些，都源於羅馬政府所采制度的同一精神；但迦太基人的這種殘酷而絕對的保護政策已瀕於愚蠢，與之相比，羅馬的罰款與檢察就溫和而合理得多。羅馬的元老院是向有傑出能力者開放的，真正代表人民，因此能夠信任人民，也無需擔心官員。迦太基的元老院，卻是以對行政單位的猜疑控制為基礎，只代表顯赫的世家；它的制度之本質就是對上對下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相信人民會跟著它的領導前進，又恐懼行政人員的陰謀。因此也就產生了羅馬政策的穩定性，從不會在不幸的時候退卻一步，也從不因疏忽或冷漠而拋棄良好的機會；迦太基人卻不一樣，在最後的努力可能會挽救一切的時候，往往厭棄奮鬥，倦煩或忘卻了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偉大義務，任完成一半的大廈傾倒為碎片，只為的是在幾年以後重新開始。也因此，一般來說，羅馬有能力的官吏跟政府都有良好的諒解；在迦太基，他卻往往跟他家中的主子們站在不共戴天的仇視之下；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來抗拒他們，也常常站在改革派的一邊。

迦太基與羅馬之比較·對屬民的待遇

迦太基與羅馬均統治若幹同血緣的社團和許多異族社團。但羅馬卻向一個接一個的地區開放其公民權，使拉丁諸社團在法律上有平等權可獲得公民地位；迦太基卻從最初就保持排外性，甚至不允許依附地區抱著將有一天處於平等立場的希望。羅馬讓有血緣關系的社團分享勝利成果，尤其是獲得的領土以及國家所追求的其他利益上，它分給富人與貴族實質的利益，以此至少爭取到於它有益的黨派。迦太基則不但把勝利成果完全據為己有，甚至把最有特權的城市都剝奪了通商自由。即使對最低的臣屬社團，羅馬都不完全剝除其獨立性，對任何社團都不課以固定貢金；迦太基則派遣監督者至一切處所，就連腓尼基人的古城也課以重稅，而它的臣屬部族則實際上已淪為奴隸國。因此，在迦太基—非洲聯盟中，除了烏提卡之外，沒有任何一個社團是不因迦太基的陷落而在政治上與實質上受益的；而在羅馬—意大利聯盟中，卻沒有任何一個社團會因背叛羅馬而利多於弊的，因為羅馬總小心地避免損害到它們的物質利益，而又從不曾用任何極端手腕挑撥政治反對勢力以起沖突。如果迦太基政治家們以利比亞人的叛變為更恐怖之事，來說服腓尼基民族的屬民，讓他們站在迦太基的利益一邊，並用代用貨幣來安撫所有的地主，則他們就錯估了人心，因為商場上的計算並不能完全適合於政治。從經驗得知，羅馬的聯邦政體，表面上看來雖似疏松，在抗禦皮拉斯時卻固若金湯，而迦太基聯邦，在敵軍登上非洲土地時，卻像蛛網一樣斷為遊絲。阿加索克利斯和雷古盧斯登陸時是如此，在傭兵戰爭中亦是如此；當傭兵發起反迦太基之戰時，利比亞的婦人自動把首飾獻給傭兵，由這一點可以看出非洲的一般態勢。迦太基的統治唯一顯得略為溫和的地方是西西裏，而在這裏他們也得到了比較好的結果。他們允許西西裏的屬民有更多的商業自由，讓他們照希臘的辦法在島內商務上用金屬貨幣，而不是用迦太基的那種徒具其名的貨幣；他們行動的自由也比薩丁尼亞人和利比亞人多得多。如果敘拉古落入迦太基人手中；他們的政策就會立即改變。然而，敘拉古並沒有；因此，由於迦太基政府小心經營的溫和政策，在西西裏就確實有一個對腓尼基人友善的黨派；例如，即使在該島已轉入羅馬人之手以後，阿格裏根圖姆的菲力努斯仍寫了一部完全腓尼基精神的大戰史。不過，整體言之，既為屬民又系希臘人的西西裏人，對他們腓尼基主子的厭惡必不亞於撒姆尼和塔倫丁人對羅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