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迦太基（第5/8頁）

百人裁判

但元老和行政官隸屬於百零四人團（采其整數，曰百人團），或百人裁判，這乃是迦太基人寡頭政治的堡壘。在迦太基的原始體制中並無此種結構，它像斯巴達的民選五長官一樣，是起於貴族對政府中的專制分子所做的反抗。由於行政人員的貪汙腐敗，以及少數分子形成最高單位，迦太基單獨一個家庭——馬戈家族的，在財富與軍事聲望上均淩駕其他家族——在平時與戰時均意圖將迦太基舉國大權獨攬。大約在羅馬十人執政團的時期，迦太基人乃改變政體，指定百人團。就我們所知，有檢察員之職位者，有資格列為裁判，但候選人得經五人會（Pentarchies）之甄選；裁判雖年年改選，長期甚至終身連任卻為常事；為此，希臘人和羅馬人稱之為“元老”。其行事細節雖為吾人不知，但吾人知之甚確者則為裁判庭為寡頭組織，由原任之貴族會員選舉之；這件事可由一個孤立而能呈現其性質的實例證明之，即迦太基的裁判浴池系在公民的公共浴池之上方。這些人原先可能是政治仲裁人，在情況需要時，召詢“總裁判”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將軍卸任時召詢將軍，令其述職，甚至隨意處以死刑，而其手法則殊為殘忍。當然，在這種例子中，也和其他行政官員隸屬於其他單位的控制一樣，權力由被控制者手上轉移到控制者手上；我們不難了解，後者如何幹預一切行政（例如元老先把重要消息告知總裁判，然後再告知人民），另一方面，內部的控制又何等令人生畏，因為它執行賞罰，因而阻礙了迦太基的政治家與將軍的行動。

平民

迦太基的人民，盡管不像斯巴達的一樣，對國事全然限於消極態度，但影響力也非常輕微。在元老的選舉上，公開的腐敗已成為定規；將軍的提名會征詢人民意見，但那只是在由元老會議任命之後才做的樣子；其他的問題也是在元老會議認為合宜或不合宜之後才告知人民。發揮司法功能的“國民會議”是迦太基人從沒有想到過的。公民的無能可能主要是由政治結構造成；在迦太基的組織法中曾提到“群眾協會”，這類似於斯巴達的Pheiditia，可能是寡頭政治下的基爾特（guilds，行會、協會）。另外甚至還提到“自由民”與“勞工”的區別，使我們可以推論後者必然地位甚低，或許近於奴隸。

政府特征

從數種元素綜觀，迦太基的政府顯然是資本家的政府；這也是迦太基這樣的社會中自然會產生的結果，因為這個社會沒有富裕的中間階級，只有無產而勉強維生的眾民和大商人、大農場主與貴族統治者。求財致富的政體敗壞了貴族，卻以屬民為其犧牲，派遣貴族為附屬社團的稅務員與總督——腐敗的寡頭政治不變的特征——在迦太基是屢見不鮮的。亞裏士多德認為這是迦太基政體得以持久的主因。直到這時，不論從上方或下方，都尚未發生可值一提的革命。群眾一直沒有領袖，因為執行統治的寡頭能夠將一切有野心或有能力的貴族收買，以選舉的賄賂或其他方式，讓他們吃到桌子上掉下來的剩渣。確實，在這樣的政府下必然會產生傾向民主的反對力量；但在第一次迦太基之戰時，這種傾向尚十分無力。此後一段時期，部分由於戰敗所致，其政治影響力開始擴大，比同一時期羅馬的民主勢力成長得更為迅速；人民集會開始對政治問題做最後的決定，打破了迦太基的寡頭政治的全能態勢。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戰結束之際，由漢尼拔建議，百人議會的議員任期不得超過連續兩年，由此才導入了完全的民主，而這個，在迦太基當時現存的環境下，乃是唯一可以獲救的辦法——設若仍有時間可以獲救。這個辦法受到強烈的愛國心與改革的熱情支持，但無可否認，其社會根基卻早已腐爛。在見聞廣博的希臘人看來，此時的迦太基人有如亞歷山大時期的人民，完全是烏合之眾，也因此無能為力；那麽，我們可以問，迦太基的革命又能產生什麽好處呢？因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之所由起的原因。

迦太基的力量與資本

就金融方面而言，不論從任何角度觀察，迦太基都在古代國家位居第一。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代，由希臘最早的史學家們證言，迦太基的財力優於希臘所有國家，其國家之歲入可以比之於“大王”的歲入；波利比烏斯稱它為世間最富之城。迦太基人經營農業之得宜（也和後來的羅馬一樣，將軍與政治家均參與實施與教育）可以證之於迦太基人馬戈的農業論文，此論文後來被希臘與羅馬農人視之為合理耕植之基本法典，不但譯為希臘文，也由羅馬元老院下令編為拉丁本，由官方向意大利地主推薦。腓尼基人的務農與處理資本，有密切關系；腓尼基人務農的首要格言便是“永不可取得超乎能夠徹底耕種之地”。利比亞由於遊牧農耕，在馬、牛、綿羊與山羊的繁殖上可能超過當時任何國家——這是波利比烏斯做過證言的——這使迦太基人得到極大的利益。在土地的耕作上，迦太基人固為羅馬人之師，在屬民的利用上可能也是。由於這方面的技巧，迦太基人間接地收到“歐洲最佳部分”和北非最富省份的稅收。迦太基視之為光榮事業的商務，以及船運與制造業，則一年一度為那裏的定居者帶來黃金的豐收。此外，如我們已經說過的，迦太基人不但日漸獨占了西地中海的國際商務，而且連內陸的也加以操縱；東方與西方的運輸業越來越集中於迦太基這一個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