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文學美術（第2/7頁）

文合流，而不足以應用，此後應用之文字，乃全以散文充之矣。此唐、宋之世文體變遷之大概也。

唐人之照耀千古者，尤在其詩。詩之變化，亦至唐中葉而極。律體至唐始成。昔人雲：“詩至沈、宋，始可稱律，前此皆偶合耳。”沈佺期、宋之問，皆武後時人也。又古之樂府，至唐而演為歌行，為絕句，寖成可誦不可歌之物，而隨新音樂而起之詞，則於此時肇其端焉。唐人絕句，觀記載似皆可歌。如《舊書·李益傳》，謂其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宮人以賂求取為供奉歌詞。賀《樂府詞》數十篇，雲韶樂工無不諷誦是也，然此時之歌，實多雜以和聲。取和聲而亦以字實之，即成詞矣。故一入宋世，即不聞歌詩，而但聞歌詞。非詩之歌驟失其傳也，乃唐人之所歌，詩其名而詞其實也。此詩體之變而備也。文學皆原於平民，然必入文人學士之手，而後能盡其變。非文人學士能別有所為也，公眾之所為，惟其中一部人為能卒其業耳。論唐詩者，或分為初、盛、中、晚四期。又或非之，謂所分實不甚確，如以杜甫屬盛唐，而甫之作，成於大歷時者實不乏是也。然此本不過舉其大概，非謂截然有界畫可指。以大體論，謂唐詩無此變化可乎？初唐之渾厚，盛唐之博大，中唐之清俊，晚唐之纖麗，可謂各擅勝場。此何一不苞含於古詩及樂府之中？然謂無此變化，古詩及樂府，即發泄已臻其極，可乎？此詩情之變而博也。歌謠率偏於比興，如《孔雀東南飛》等能盡賦之能事者蓋寡，此亦發泄未盡之一端。後之為詩者，亦未有以易之。至唐乃大異。不徒杜陵膺詩史之稱，元、白所為，特長諷諭，亦以其能敘事也。用比興者多偏於寫景，僅能即景以見其情，用賦者則能迳言之。前者固尤有深味，然不兼後者，亦不可謂能極其變也。本此論詩，則唐詩實當合宋詩而其境界乃備，而宋詩自當以江西派為大宗。然謂江西派非原於杜陵得乎？此詩境之變而擴也。詩體恒隨音樂而變，自唐已後，音樂尚未有大變，故詩體亦不能更新。立乎今日而言詩，尚未能越唐人之範圍也。言語與歌謠，實為二物。今之所謂新詩者，本乎言語，而不本於歌謠，與昔之詩詞等，皆非同物。率舊義以言詩，非至新樂大盛之後，不能有句芒，非可以人力強為也。

論文學者，或以文人學士之所為，與平民之所為，截然異物，此實誤解，觀一種文學初興時之情形，即可知之。為古文者，初不避俗字、俗語，特其用之當有法度耳。如僅字，古人用之，皆意以為少，如《禮記·射義》“蓋僅有存者”，《史記·貨殖列傳》“僅僅物之所有”。唐人用之，則意以為多。《舊唐書》《舊五代史》中僅字，即皆如此。韓愈《張中丞傳後序》言：巡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所用者即唐時通行之義也。《舊書·杜甫傳》載元稹“論李、杜優劣”曰：“是時山東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又曰：“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夫謂子美之詩，優於太白，是矣；然微之之言，則初未能道出其所以然之故也。太白所長，莫如歌行，皆酷類古歌謠，此尚為率舊之作，至杜陵則自辟新體矣。論詩者多謂李不如杜，即可見率舊之作，不厭人心。其故何哉？《舊書·元白傳》載樂天與微之書及微之為《長慶集序》，極言其詩流傳之廣。史臣亦謂伊古以來，賢不肖皆賞其文，未有如元、白之盛者。此固由其辭之淺近易解，抑亦由其專主諷諭，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唐末韋莊作《秦婦吟》，道黃巢據長安時關中亂離之狀，其詩極膾炙人口，後佚，敦煌石室發，乃復得之，亦香山《新樂府》之類也。然則詩體發展至唐，徒托物起興，微言相感之作，已不足以饜人心，而必求其能極其變者矣。杜陵之於元、白，元、白之於韋莊，辭之雅俗不同，其為民請命之意則一也。然則一種文學之興，豈有能脫離民眾者哉？徒以排比聲韻，屬對律切稱之，則淺之乎測丈夫矣。抑古人文字，在今日看似艱深者，皆時移世易為之，在當時實皆淺易，故不識字或識字甚少者，皆能使人讀書而聽之，或則口占書簡，《秦漢史》及《兩晉南北朝史》，已詳言之。唐諸帝多能詩。見《廿二史劄記》德宗好為詩條。女子如徐惠、上官婉兒、宋若昭兄弟，亦皆能文，不讓男子。《新書·後妃傳》。夫非謂帝王必不如書生，女子必不如男子，然帝王讀書，不能如書生之專，女子受教，不能如男子之備，則事無足疑者也。而所成亦相匹敵者？則以其時通用之文字，實不甚艱深也。薛《史·胡裝傳》，謂其“僻於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裏，人或譏之，不以為愧”。其有是僻，所題必有人讀之，足見史稱元、白之詩流傳之盛，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無不有，村夫、野老、婦人、孺子之口罔弗道，決非虛言。然則當時文人之所為，曷嘗脫離民眾哉？或謂唐人詩文，皆有辭藻，何以盡人能解？殊不知辭藻亦語言也。今人不甚用之，則亦不甚聞之，而覺其難解，當時用之者多，則聞者亦耳熟能詳矣。然則文人學士之所為，與平民之所為，曷嘗截然異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