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儒、玄、佛思想轉移（第3/4頁）
惡於質，豈以其老病更加存問哉？然此非謂質不善執誼，右叔文也，特謂其伺間進言，為誣罔之辭耳。《新書·呂渭傳》：子溫，“從陸質治《春秋》”。“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此亦一陸質。又《竇群傳》：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群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旁，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旁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讀此文，絕不能見群與叔文齟齬之跡，轉覺叔文銳進，而群欲教之以持重耳。王叔文一時奇士，其黨與亦皆俊才，而治啖、趙之學者，多與之相善，可見其有意於用世矣。《新書·啖助傳》又曰：大歷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邪？”可見諸人治經，皆有新說矣。故能自名其學也。此派之以意說經，似亦與前派無異，然而有大異焉者。前派之意，僅欲明經，此派之志，則本在經世。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春秋》與《公羊》，實為一書，若《左》《穀》，則皆後起依托之偽書耳。說見崔適《春秋復始》以春秋為春秋條。劉賁對策，實為千古一人。《傳》言其尤精《左氏春秋》，然讀其文，無一非《公羊》義也。然則謂士匄所善在《左氏》，恐亦未必然矣。啖、趙之學，實為宋人言學志在經世之先驅。與近世康有為以《公羊》之學，啟維新之機者絕相類。有為說經，誠甚疏略，不足以稱經生。然其用別有所在，不能以章句家之見繩之也。斤斤以章句家之見繩之，亦適成其為章句之士而已矣。
啖、趙之宗旨，果何如乎？曰：觀陸淳議太公之祀，而可知矣。案歷代祀孔子者，皆僅立廟於其所生之地，或則於學校之中，以為先聖、先師而祭之。以周公為先聖，則以孔子為先師。武德二年（619年），始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貞觀四年（630年），又令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以十哲配享，而圖七十二子於壁。此已為非禮，參看第一節引劉禹錫之論。開元十九年（731年），又立太公尚父廟。《舊書·本紀》雲：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尚父廟。《禮儀志》雲：於兩京置太公尚父廟一所。蓋兩京應時設立，天下諸州，則未必能遍設也。以張良配享。於中春、中秋上戊祭之。二十七年（739年），謚孔子曰文宣王。上元中，《本紀》在元年（760年），《禮儀志》在二年（761年）。謚尚父曰武成王，牲樂之制如文宣王。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建中三年（782年），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名將六十四人圖形焉。貞元二年（786年），以關播議去之，惟祀武成王及留侯。此則彌為非禮矣。貞元四年（788年），兵部侍郎李紓請革其祭禮。陸淳時為刑部員外郎，議曰：“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學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尹，殆謂此也。”請罷上元追封立廟，而復貞觀時所立磻溪之祠。當時不從其說。《新書·禮樂志》。此事無足深論，而觀陸淳之言，則如聞宋儒之論矣。《新書·忠義·盧奕傳》：奕以天寶時為禦史中丞，留台東都。安祿山陷東都，罵賊死。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議謚。時以為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皆於事無補。奕能與執幹戈者同其戮力，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請謚曰貞烈。”詔可。觀其言，又如聞宋儒之論矣。宋儒嚴君臣之義，論者皆謂唐中葉後藩鎮之裂冠毀冕，有以激之，其實尚不始此。觀第二十一章第二、第九兩節所述，則知唐世藩鎮，實為魏、晉以降州郡握兵之再起。漢人甚重君臣之節，亦稍知尊王之義。魏、晉以後，則皆蕩然矣。為國不能無綱紀，中國之大害為割據，故不得不尊王。趙甌北謂：“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為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余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廿二史劄記》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條。風俗如此，可不思所以挽救之乎？唐末有孫邠者，“著《春秋無賢臣論》，謂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困學紀聞》。邠，奉化人，唐末為左拾遺。朱溫篡唐，即棄官去。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集證》引《浙江志》。其志，亦陸淳、獨孤及之志也。凡此皆欲建立綱紀，至於務民之義，而揭二氏末流之弊者，則莫如韓愈。愈作《原道》，力辟離仁義而言道德之非。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患至而為之備，害至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鬥折衡，而民不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又曰：“吾所謂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其言，無一非宋儒所祖述。所不逮者，其言哲學，不如宋儒之精深，未能使世之好言名理者，幡然變計耳。然自正始以降，盛行五百年之玄學、佛學，其必衰落而為新說之所代，則其機不可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