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兵 制（第4/11頁）
《新書·地理志》所載軍府之數，京兆百三十有一，河南三十有九，余州府不過一二十，少者乃一二耳。此非盡唐人強幹弱枝之計，蓋自周、隋已來，相沿如此也。貞觀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崔善為以為畿內戶舊籍府兵不可；蘇瑰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瑰奏宜月增賜半糧；可見關中之民負荷之重。而禁衛多出於此。《弘傳》又雲：鹹亨二年（671年），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蘇瑰傳》：瑰以景龍三年（709年）轉右仆射，同三品。亦言“粒食踴貴，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宿衛如此，豈況征戍？《辛替否傳》：替否於睿宗時為左補闕，上疏陳時政曰：“當今發一卒以禦邊垂，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可見中外皆然矣。張說之以 騎代府兵也，《新書·說傳》言：“衛兵貧弱，班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其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可見民之所憚，在彼而不在此。番上之易為長從，番戍之易為長征，其理一也。安、史之亂，誠為乘虛而入，然使是時，府兵而在，亦斷不足以禦之，而不見默啜、李盡忠之蹂躪河北乎？其時府兵曷嘗廢也？故以府兵之廢為玄宗、張說、李林甫咎，玄宗、張說、李林甫不任受責也。不惟玄宗、張說、李林甫，即自高宗以下之君臣，亦不任受責也。何者？勢之所趨，固非人力所能挽，而其制亦本只宜於周時，此時不必維持耳。然諸人仍有不能不任其責者，此則在於廟算之得失。唐君謂唐之用兵，皆務攻取，故府兵之制，不協事宜，是也。然則唐之務攻取，為得策乎？為失策乎？曰：亦可謂之得策，所惜者，初或用之過當，而後又不承權輿耳。用兵之道，不外二科：據其土，役其人，攘其物，此有所利而為之者也。中國之用兵於四夷，初無此意。特以其為我患而禦之，或慮其將為我患而豫摧折之。前者固守禦之師，後者之意，實亦仍在守禦，不可謂之不義也。外夷順服之日，設官以管理之，以防其逆節之萌，亦屬此科矣。然攻取之兵，至於克捷之日，即宜解散，而防衛暨留鎮之兵，則必不可多。何則？軍久屯駐，則暮氣盛而積弊深，必不可用；又養兵太多，為民力所不勝也。唐太宗之滅頡利，禦侮之師也；其亡薛延陀，慮其將為我患而摧折之者也；攻高麗，遼東固中國地，當復；皆不可謂之不義，而其事西域，則實為黷武。何者？是時之情勢，無取乎此也。麗、濟既亡，遼東已復，且其形勢已臻完固，若更據鴨綠江東之地，則為無所取材，故後遂棄之以與新羅，此舉實最衷於理。遼東故中國郡縣，貉人未必無移殖其間者，然必不能多，中國欲復之，宜也。鴨江以東，則故貉族之地，中國疆界，雖嘗逾此，人之移殖者，亦必不能較貉族為多。以此分疆，最協於義。自唐棄平壤以後，中國不思越此而東，貉人亦不欲越此而西，兩國遂獲和平相處矣。其時吐蕃始熾；武後時，突厥再興，契丹亦盛；中國理宜出攻取之師，而皆未能出，故至縱敵，以詒後患。玄宗時，突厥自亡，契丹亦戢，而吐蕃獨肆侵陵。此時用兵，理應分別緩急，於吐蕃主攻，而於回紇、契丹，則不復主攻。陸贄言：吐蕃舉國勝兵之徒，才當中國十數大郡。見《舊書》本傳。雖甚強悍，非難摧破；況其多雜羌、渾等，又皆脅從而非心服乎？西域諸國，國小勢分，本不能為中國患。此時之守四鎮，非以惎焉耆、龜茲、高昌，乃所以蕃衛河西也。攻者決策在己，守者多見致於人，與屯重兵於安西、北廷，曷若移之隴右以攻敵？吐蕃之能猾夏，實恃今青海之地為腹心，其地易守而難攻，中國坐視其跋扈而無可如何，實由於此。然眾寡貧富，迥不相侔，厚集其力以攻之，當無不可摧敗者。此當如太宗時之攻吐谷渾，大舉深入；且屢舉以疲之，使其不獲安居。不當如玄宗時爭石堡等戍，置軍以實河曲。爭堡、置軍，正乃守禦之策，非攻取之師也。青海之地吃緊，則四鎮不守而自固。西胡固惟利之求，回紇亦浸染胡俗，皆可以利啖；契丹尚未強大，但得廉恥之將以禦之，固不待重兵也。哥舒翰多殺士以攻石堡，此邀
功之為也。高仙芝之討小勃律、攻石國，則兼以黷貨矣；終致怛邏斯之敗，非不幸也。吐蕃據今青海之地，無貨利可歆，有之則羊馬耳，固不足大啟食欲，西域則不然矣。故不攻吐蕃而事西域，亦唐軍紀敗壞之一因也。兵力偏重，本非久計，況於過任蕃將？此實安、史之亂所由肇。然兼用蕃兵，亦愛惜民命之意，且合於天時、地利，未足深咎。然使唐是時於吐蕃主攻，則所撫用者當在羌、渾、黨項，而非西胡。人所蘄求，各因習俗，羌、渾、黨項之桀，必不如安祿山、史思明輩，睨天位而思奪之也。然則同用蕃兵，其得失亦有間矣。又唐兵力之不振，實緣將帥之非人。儀鳳中，魏元忠言兵事曰：“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又曰：“薛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厲熊羆，乘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為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脫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又曰：“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黷貨無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高宗時師出之失律，蓋有其由？中宗以還，因循彌甚，明罰敕法，猶恐不逮，而玄宗仍任貪黷之徒，《通鑒》貞元二年（786年）載李泌《議復府兵》之辭曰：“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賫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系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此說當亦出《鄴侯家傳》，傳固偽，然其言亦必有所本也。且重任蕃將，則其措置，翩其反而矣。此安、史之亂所由成也，而於府兵之廢何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