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錢 幣（上）（第3/7頁）

《新書·食貨志》雲：“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謬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請厘革其甚害者。稅物估價，宜視月平。物價旬各有估，見上節。此所雲者，蓋謂校三旬之估而取其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國朝著令，稅出谷，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今兩稅估資產為差，以錢谷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所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匹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贄此疏，《通鑒》系貞元十年（796年）。十二年（794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新書·食貨志》。《權德輿傳》：德輿於貞元十九年（803年）上陳闕政，言“大歷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如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情勢如此，法遂不得不變。二十年（804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並用。《新書·食貨志》。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匹段。《舊書·食貨志》。其時李翺條興復太平，又請改稅法，不督錢而責布帛。《新書·本傳》。然朝廷之所行者，則僅制留州送使之入，一準公估而已，見上節。終未能曠然大變賦稅之法也。而因禁錢流通之故，又引起軒然一大波。

禁錢出境之令，始於德宗時。《新書·食貨志》雲：“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又雲：“民間錢益少，繒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事亦見《若初傳》，附《劉晏傳》後。而京師商賈，賫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自此禁錢遂為恒法。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年）圜丘禮畢赦詔，猶有“勿令商人載錢出境”之文焉。《舊五代史·本紀》。《食貨志》雲：緣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此已足撓亂澄清之局，而憲宗復推此意而禁及飛錢。軒然大波。遂不可免矣。

《新志》述憲宗時事雲：“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為保。”又雲：“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舊志》雲：“元和七年五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宮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案《新志》所謂物價寖輕者，乃對錢而言。《舊史》所謂物價轉高者，則對布帛而言。商人之飛錢者，委錢京師，而取諸四方，不啻將四方之錢，轉運入京。諸有錢者，積其錢於京師，果何為乎？換為借錢之別名，已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五節。《通鑒》後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年），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胡《注》曰：“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然則便換即借貸。不許商人便換，遂至家有滯藏，則諸軍、諸使及諸富家之錢，由飛錢匯畫入京者，仍是借諸商人。京師小商，蓋恃此等大商為顧客。大商不至，則市井蕭條。唐時易中，錢帛並用，而人多重錢。商人多錢，平民則只有布帛。市面既失其常，有以布帛往買者，市肆中人將高其價以靳之，故曰物價轉高；有以見錢往買者，其人度錢價將長，雖廉讎亦可獲利，又將貶價以事招徠，故曰物價寖輕也。既以飛錢通中外匯兌，又以便換給商人資本，實為版克（Bank）之權輿，使能利道整齊之，豈獨可救錢荒之弊？顧乃從而阻遏之，已又欲攘其什一取息之利，則庸人自擾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