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隋唐五代時實業（第4/5頁）

唐畜馬之多，與其兵力之強，頗有關系，《志》稱其遂弱西北蕃是也。此亦非盡由於政府，王侯、將相、外戚、將校，鹹有力焉，即庶民亦能家畜十馬，此豈後世所敢望也？《志》又雲：“永泰元年（765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787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關、武關者。”可見是時但關輔馬即不少矣。然兵力雖強，民業究不免見奪。《志》又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裏。由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元和十二年（817年），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眾。十三年（818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819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禦史按治，悉與民。”張脈僨興於外，而內無以奉之，遂終至不戢自焚矣。末葉馬少，多恃貿諸羌胡，而西北來者最盛，已見第十四章第三節。《通鑒》：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初置監牧，蕃息國馬。胡《注》曰：“此時監牧，必置於並、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之舊。”是後，帝問樞密使範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才萬匹，今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貴，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嗣源之馬，遠過存勖，蓋貿諸西北之效？然身死未幾，契丹長驅直人，瘠人肥馬，果何益也？觀範延光之言，而知盛唐之竭民力甚矣。又，唐昭宗天復三年四月，王建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

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嘆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蜀中之馬，亦恃貿諸外夷，蓋天時地利使然也。

戰馬而外，他畜牧之利蓋微。《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二月，以官牛分賜貧人。《新書·德宗紀》：大歷十四年十月，以沙苑豢豕三千給貧民。此皆官家之畜，然其細已甚矣。即民間亦鮮事此者。《舊書·杜伏威傳》：齊州章丘人。少落拓，不事產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為盜。與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饋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柘遂俱亡命，聚眾起義。公祏齊州臨濟人，其姑家當亦在此。蓋濱海之人，有以此為業者，若內地則農田且虞不給，無復曠土可為牧場矣。

射獵亦惟深山窮谷中有之。憲宗征淮西，李師道東都留邸兵與山棚謀竊發。史言“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趫悍善鬥，號曰山棚”是也。唐制，凡采捕漁獵，屬於虞部，必以其時。其禁令，亦或能行於京畿耳。《新書·高宗紀》：鹹亨四年閏五月，禁作簺捕魚，營圈取獸者。蓋所以防盡物？然此等政令，亦未必能行也。

礦業，屬少府監之掌冶署。《新書·食貨志》雲：“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陜、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計共六州。原文作五州，疑有誤。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665年），廢陜州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727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潤，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836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余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余匹，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此唐礦業之大略也。唐代錢貴，故於諸礦獨重銅。元和三年六月，將設畜錢之令，詔天下銀坑不得私采。《舊書·本紀》。其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已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府州長吏勸課，令其采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疏聞奏。”《舊書·食貨志》。《新志》雲：五嶺以北，釆銀一兩者流他州。四年六月，“敕五嶺以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采。禁見錢出嶺。”《舊書·食貨志》，《紀》同。蓋欲使銀山坑戶，改業銅冶，卒不可得，故復有此敕也。山澤自然之利，本應歸諸公家，然公家亦當務利民。苟徒為籌款計，則其弊有不可勝窮者。《新五代史·劉審交傳》：遷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耕器薄陋，豈由公家欲專冶利故邪？《舊書·德宗紀》：大歷十四年七月，詔“邕州所奏金坑，城為潤國。語人以利，非朕素懷。其坑任人開采，官不得禁”。貞元二年四月，陜州觀察使李泌奏盧氏山冶出瑟瑟，請禁以充貢奉。上曰：“瑟瑟不產中土，有則與民共之，任人采取。”事亦見《泌傳》。《懿宗紀》：鹹通四年七月，制“廉州珠池，與人共利。近聞本道禁斷，遂絕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約”。《新書·孔巢父傳》：從子戣。憲宗時拜嶺南節度使，免屬州黃金稅歲八百兩。蓋封禁徒供官吏侵漁，而民之失業者，又無以安插，故尚不如曠然捐棄其利也。然為豪貴所擅，則亦有弊。《隋書·郎茂傳》：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於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