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地 權（第3/5頁）

《新書·羅立言傳》：遷河陰令。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闊狹，號於眾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合天祐二年（905年）之詔觀之，知城市中地，亦均為豪富所占矣。

寺觀亦為占地者之一。《舊書·王縉傳》言：代宗時，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是也。此乃京畿之地，又直君相崇信深摯之時，尋常自不能然。《新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以口除田，人得一頃余，似亦與平民相去無幾。但人民受田，徒有空文，即得之亦須贍一家，而僧徒則徒以奉一身，則即以占田論，所享亦倍蓰於民不翅矣，況又得坐享布施乎？此度牒之所以貴歟？

多田者或不善經營。如《舊五代史·世襲·李從 傳》，言其汧、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是也。此言即實，亦系罕遘之事，尋常則取之甚酷。陸贄均節賦稅之奏曰：“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人擅相吞，又無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豪，以為私屬。貨其種子，貸其田廬。終歲服勞，日無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足。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此？厚斂促征，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其剝削之情形，可以想見矣。

《通鑒》：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上以京兆久不理，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鄭光莊吏恣橫，胡《注》曰：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澳曰：“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廷用臣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殢我不置，卿與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為愧。”澳歸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新書·澳傳》雲：帝問其故。澳具道奸狀。且言必置以法。帝曰：“可貸不？”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後，曰：“是不可犯。”後為輸租，乃免。又後周太祖廣順元年（951年），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率莊戶及鄉人悉為兵，胡《注》曰：佃豪家之田而納租，謂之莊戶。與彭師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觀此二事，知當時所謂莊者，亦頗足為政治之梗也。

農民恒樂自有其田，故以其所佃者畀之，則其效立見。《舊五代史·周太祖紀》：廣順三年正月乙醜，詔諸道州府系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余並割屬州縣。所征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系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為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系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牛犢，並賜本戶，宮中永不收系雲。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莊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充永業。是歲出戶三萬余。百姓既得為己業，比戶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余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莊宅務及榷鹽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系官莊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通鑒》曰：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營田之由來如此，原其故，亦不過官以收稅為不足，欲自同於私家之收租；而挾官力以為之，則其暴又有甚於私家者。周祖能毅然除之，其度量誠超越於當時之武人矣。是歲十一月，又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蒔。亦見《舊史·本紀》。又《通鑒》：世宗顯德三年（956年），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其弊亦必有不可忍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