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第3/5頁）

在野的“清流”少了權力枷鎖的束縛，自然可以做到身心解放。但那些置身於官場中的“清流”，他們的境遇只能用一波三折來形容了。

明朝重臣張居正在對待那些“清流”下屬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張居正認為，天下之賢，天下用之。他從來不用言官，也不喜歡官場上所謂的“清流”人士。

汪伯昆和張居正是同年，同年就是在科舉考試中跟自己同時打進排行榜的人，是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們。同年對於官場中人來說是最鐵的關系，就像我們現在的同學，通過科舉出身的官員，一般都有幾百個同年。

汪伯昆在湖北當過幾年巡撫，一直是地方行政大員。張居正當了首輔之後，就把老同學從地方調到北京當了兵部左侍郎。汪伯昆走馬上任以後，張居正就交給老同學一項任務，讓他巡視整個西北的軍事設施。汪伯昆巡邊的第一站就是薊遼。當時的薊遼總兵是赫赫有名的戚繼光，此人也是張居正的朋黨成員。汪伯昆到了薊遼之後，既不去聽匯報、也不與當地的負責人交流工作事宜，卻跑去和當地的文人學士們在一起吟詩作賦。張居正知道後對老同學十二分地不滿意，原以為老同學會拿自己交代的事當回事，不了卻被放了鴿子。

汪伯昆返回北京後，給萬歷皇帝寫了一份奏章，匯報他視察邊境軍事的情況，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優美的散文。張居正看了奏章以後，只批了八字：“芝蘭當道，不得不除。”意思就是蘭花芝草，都是好花好草，可偏偏生錯了地方。既然長錯了地方，那就要毫不客氣地鏟掉。你汪伯昆既然想當一個優秀的詩人，那就應該到詩歌協會去，兵部是研究軍事的地方，不是文人吟詩作賦的地方。汪伯昆這個“清流”官員就這樣被自己的老同學罷了官職。

在張居正看來，像老同學汪伯昆那樣寫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說話水平像是經過專門培訓的清流言官，不過是官場上好議論、好爭鬥的無聊文人，辦事不足，敗事有余。張居正是一個官場實用主義者，他用人只看中兩點，一是真正是有才之人，二是會做事之人。他寧用穩重之人，也不要那些過於極端的所謂人才。因此，張居正當朝十年，對於那些開書院，以及借書院講學之名，而有事沒事言議論朝政的所謂清流，非常反感，他曾經有過封殺書院抄了清流人士老巢的舉動。清談誤國，說的比唱的都要好聽，還要我們這些實幹家做什麽？

張居正最為世人所詬病的地方，就是他打死不用海瑞這樣連肉都舍不得吃的大清官。《明史》稱：“居正憚瑞峭直。”就是說張居正這樣的高層領導也害怕下屬裏面有海瑞這樣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他認為像海瑞這樣敢擡著棺材與嘉靖皇帝理論之人，還有什麽事情是他不敢做的。連皇帝老兒都敢不給面子，就別說大臣們了。

在張居正看來，海瑞這種清官做事太極端了。要知道極端是為官之人所忌的，中庸才是真正的王道。好人不一定就能當個稱職合格的好官，對於張居正來說，好官的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上讓朝廷放心，下讓蒼生有福。而海瑞這種人做官有自己的一套原則，也有自己的局限，那就是沒器量；雖然有操守，但同時又缺乏處事的靈活性。因此，海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有政德而並無政績的官員。在這一點上，官場摸爬滾打多年的張居正看得比誰都清楚。

那麽海瑞的執政能力是不是就像張居正所認為的那樣呢？嘉靖皇帝死後，海瑞被張居正的老師徐階所起用。於是海瑞就來到了江南，做了應天府的巡撫，管理南京周圍幾個最富的州府。然而海瑞一門心思治理了幾年，當地的賦稅反而減少了三分之二，更要命的是境內的大戶人家都跑到外地去了。海瑞的清廉到了讓同僚無法忍受的地步，平時放著八擡大轎不坐，偏要騎個破毛驢去上班。省長都不坐公車，其他官員誰還敢坐轎子？這可害苦了其他官員。

應天府那些當差的“屬吏憚其威，墨者自免去”。這就是說，海瑞清官的權威是樹立起來了，可沒有人願意再替他幹活兒了。他不像是一個官員，更像是一個精神鬥士。他似乎天生就與那些富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窮人和富人之間打官司，不管是誰的錯，海瑞肯定會判富人輸。這樣一位高舉著“道德理想化”旗幟的清流人物，在一個地方為官一任，到底是誤事還是成事呢？

無論在哪個時代為官都要講究方式方法，用現在的話說，既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還要講和諧安定。如果在一個為政一方，弄得地方雞飛狗跳，不能兼顧到各方利益平衡，雖說成就了一世清名，但肯定是無法融入正式權力系統的另類官員。畢竟當官不同於做學問，不是一個人就可以擺平一切的。海瑞的官場之路成了一場性格悲劇，最後只落得辭官回家的結局。離別之時，他語出驚人“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一個接受官家教育多年的官員，居然會說出這樣不得體的話，也的確夠雷人的。一句話等於把天下的官員都得罪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