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第2/5頁）

當時有位名叫揭曼碩的從五品監丞，其職務類似副局級長官助理。他住在京城大都雙橋北面的舊公房中，每天步行十幾裏路到皇宮附近的機關上班，一年忙到頭。就是這麽一個官場勞模，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窮得最後還買不起一匹馬。元代把人分為十等，即“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當時有文人這樣自嘲：我們這些人用權力換來的官職只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原本為儒家文人所藐視的工商階層，現在也趕上了好時光，他們的收入遠遠超過一個元朝國家公務員的收入。當時有位知府酸溜溜地說：“小商小販，出門的時候還兩手空空，晚上回來卻能收獲千金利潤。”

就拿在封建時代處於百業最底層的演藝行業來說，收入也不見得比中下級官員的收入少。一個在鄉村演出的雜劇班子，每位看客收費兩百錢。就算每月有二十天演出，每天有百人捧場，月收入也在四百貫，折合白銀兩百兩。這兩百兩白銀是什麽概念呢？它可以抵得上八名縣處級官員的月俸加補助。

九儒十丐，這是一個讓人看上去很妖孽的命題。科舉制度的取消，讓知識無法改變文人命運，讓官階無法兌現官員的合法利益，讓權力只能交換無現實意義的規則，諾大的官場讓士子們身無所戀。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他們能夠選擇的就是清倉而去，寧願隱身鄉間做一個自由的農夫，也不願再貿然入市。全國各地，從權力系統的上層到底層，每天都在上演著拒官辭官，官員玩失蹤的活劇。

山東地區的知名文人杜仁傑，朝廷多次征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絕，他的辭官理由是：只要趕上好年景，幹什麽都沒有當一個莊稼漢快樂。維族人貫雲石，曾經幹過地市級的軍分區司令員，還在京城當過高級文官，後來也稱病跑到江南隱居起來。他說：人在官場禍福難料，不如過自得其樂的生活，來得安逸。蒙古貴族孛羅，曾經是一名禦史，也放棄功名，混跡鄉間。他對自己的為官生涯這樣總結：黃雞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懲奸猾。

士人無心眷戀紛紛擾擾的官場，將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歸隱成為他們的不二選擇。

封建官場的淘汰規則是汙吏驅逐良吏，一旦正直的官員的生存狀態處於邊緣狀態，便輪到那些奸猾小人在舞台上群魔亂舞了。至少，素質低下的庸官可以得過且過，安享俸祿。整個元朝的國家機器銹跡斑斑，權力結構受到了來自士人集團的強烈沖擊。

士人大多都是志向遠大、矜持清高之輩，他們對現實政治往往抱有積極進取的態度，可以說是儒家經典所培育出來的官員典範。但如果他們生不逢時，官場腐化的事實將會使他們的生存空間遭到致命的擠壓，而在奮力反抗而又無能為力後不得不走向另一極端—歸隱，索性眼不見心不煩。

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在封建政治體制下，士人的“獨清幾率”究竟能有多大？如果讓一個“清者”陷入無數“濁者”和潛規則的重重包圍之中，他還能將這個“清”字招牌死扛多久？他能夠堅持的底線到底在哪裏？

清流者的逆向法則

在古代官場中有所謂的“逆淘汰”法則或精英淘汰法則，就是指在那些有真材實料和道德操守的官員，往往會在現實中遭到冷遇、排擠和打擊、壓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而與之伴生的現象是，當官員中的優秀分子被淘汰出局後，那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質較差乃至惡劣的庸人甚至壞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投機鉆營和趨炎附勢，而成為官場競爭的勝利者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宋代的蘇轍曾形象地將這一現象稱之為“君子鬥不過小人”現象。

排列古往今來的官場精英人物，有一個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海瑞。連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都認為海瑞是一個古怪的模範官僚，一個古怪就把海大人直接推到了官員的另類人群中去了。

在明代官場之上也有所謂的“清流”，其組成人員是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言官。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被朝廷革職還鄉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下，修復了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然後邀請了一些名人學士在其間講學，在講學之余，他們往往會對萬歷年間的時政和權力集團的首腦人物展開點評，他們的言論被稱為清議。這種緊扣時政的講學活動，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一時之間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勢力都參與到活動中來，這些人以東林書院的東林派為核心，時人稱之為東林黨。

這些人既不肯與官場的邪惡勢力水乳交融，也沒有勇氣革故鼎新。當然他們也希望化紙上談兵為點石成金，但始終找不到一個釋放的出口。在他們眼中看來，個人名氣要比朝廷社稷來得更為實惠。他們認為，只有自己先立好身、立好言，才有資格去為官家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