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殺熟”是歷史轉型的死結（第4/5頁）

抱著為子孫拔刺的朱元璋將誅殺功臣的行動推向極致，在胡惟庸死後，朱元璋不依不饒拿他大作文章，將他的罪行逐步升級，不斷擴張打擊面。胡惟庸的罪狀被定性為“通倭通虜”，也就是投敵賣國。在任何時代，賣國賊都是全民公敵，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殺算不得冤假錯案，有自取滅亡的成分在裏面。但是因為一個胡惟庸，將大批無辜的開國功臣卷進來，這是令人發指的。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傳遞的一個信號，他要沒收相權，重整一個嶄新的權力系統。既然殺戮已開，殺一個也是殺，殺一萬個也是殺。朱元璋索性將所有懷疑對象都冠上“胡黨”的罪名，一網打盡了。

有人評論“胡案”，“惟庸非叛也”，乃“積疑成獄”，這句話道破了皇帝與功臣之間的那點貓膩。

藍王黨案也是同樣如此。藍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戰場上的一員猛將，曾經立下赫赫戰功，有常勝將軍的美譽。洪武二十年（1387年）升為大將軍，兩年後進封諒國公。隨著權力籌碼的不斷增加，藍玉變得驕狂傲慢。而與此同時，朱元璋也正將另外一張大網悄然張開，網中之魚猶未察知。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注定又將是不平淡的一年。隨著胡惟庸的倒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這個沿用了千年的官職，也將相權直接收歸中央。昔日的三權分肥，成了皇權和將權的直接對視。當朱元璋將目光鎖定在藍玉那張驕狂的臉上，有人嗅到了不祥的氣息。錦衣衛指揮蔣獻在朱元璋面前誣告藍玉有“謀反”之意，功臣謀反，這是朱元璋心頭最為在乎，也最為難解的一道死結。一個無中生有的罪名，一通有模有樣的審問。最後的結果讓整個帝國為之戰栗，“藍玉案”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是繼胡惟庸案之後又一場腥風血雨。此案讓大明王朝的開國將領所剩無幾，將權受到重創。隨著相權和將權的相繼沉陷，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實的寡頭政治家，大明王朝也由此翻開了君主集權的一頁。

我們可以從朱元璋讓禦用文人寫的《逆臣錄》中看出，那些被誅殺的功臣們都是死得稀裏糊塗，攤派在他們頭上的罪狀根本經不起推敲，稍一推敲就破綻百出。按照書裏記載，一個叫蔣富的人供述，藍玉領兵回來，請朋友們喝酒，這個叫蔣富的人也在列。也正是因為這次酒宴，藍玉對他說：我們是老朋友，我跟你說個事。我有心想謀反，你回頭來幫幫我，事成之後共享富貴。而這個蔣富只是藍玉家的打漁網戶，能不能攤上與藍玉一起喝酒，都是個謎啊！

另有一名叫張仁孫同樣供述，藍玉出征回來，前去拜見，藍玉對他們說，要成大事，要張仁孫等人準備好武器等候自己的號令。這個張仁孫只是鄉裏的染匠。造反這麽重大的事，一代名將藍玉的表現卻如此業余，與他的“常勝將軍”威名不相吻合。

借用一套經濟學裏理論來分析權力成本和收益，造反之類的事對於權力成本和收益來說都是最高的，當皇帝的收益就不用多說了。總之，與當皇帝的收益相比較，任何權力成本都會相形見絀。只要有些風險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也就難保不讓人怦然心動。面對近乎有無限收益的皇帝寶座來說，不可能根據成本和收益情況確定出一個分離條件，皇帝們只能簡單地根據某個信號直接判斷。

作為朱元璋來說，他能夠想到的就是動用手中的皇權來加大處罰的力度，比如動用滅九族、淩遲等超出人類承受極限的手段來提高造反者的入市成本。這樣一來，那些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就會選擇老老實實在家裏呆著，造反有風險，入市須謹慎。但話又說回來，當皇帝的權力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不免蠢蠢欲動。在皇帝的眼裏看來，那些曾經跟他出生入死的功臣，個個都是風險愛好者，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所以在朱元璋看來，事後懲罰的威脅對藍玉這些以冒險為樂趣的功臣們來說絲毫不起作用。

每個開國皇帝都面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隊伍，確保自己的江山永固。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了實際上也只能是這樣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對於皇帝來說，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臨同樣的困境，面臨著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作出了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見識了一幕幕血腥的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