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殺熟”是歷史轉型的死結（第3/5頁）

如果我們將一個王朝比作一個公司，那麽開國皇帝和功臣們就是公司的創建者。創業階段，你不是皇帝，我不是大臣；你是大哥，我是小弟。有福一同享，有苦一塊吃。

直到有一天，公司上市了，做大做強了。作為董事長和CEO的皇帝通過封賞功臣來確保功臣們作為股東永久擁有公司的原始股，共同享有公司的紅利，且不會被剝奪，通常以世襲爵位和丹書鐵券的形式保證。可是劉邦和朱元璋在公司創立後就撕毀了與功臣們的契約，殺戮功臣以剝奪他們作為股東的權利。趙匡胤的做法與劉、朱二位截然不同，他只是剝奪了功臣們的軍權，同時給予他們豐厚的物質賞賜和崇高的政治地位，並通過互相結為姻親的方式鞏固、加強彼此的私人關系。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開國功臣還與趙宋皇家結為姻親，他們的子孫也享受到了由權力分肥所帶來的利益。

皇帝和功臣由於權力分肥破壞了權力系統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正式權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只有將私人情感因素控制到最低狀態，專制權力才能達到最高狀態。皇帝和功臣這對痛並快樂的冤家完全處於一種“囚徒困境”的空間。皇帝和功臣就好像被隔離的囚徒，作為弈中的兩個博弈方，他們的目標都是要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為皇帝擔心在權力分紅中，功臣手中擁有的權力危及到皇權；而功臣又怕皇帝翻臉不認人而攥緊權柄不肯放手，這種互相設防，互不信任的狀態，只會逼得皇帝痛下殺手。

在這一點上，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是非常高明的方法，一般人還真玩不了。趙匡胤用高官厚祿將功臣們手中的軍權贖買過來，這樣也就等於換取了功臣危及皇權的權力。說到底，皇權對功臣的忌諱無非是他們手中的軍權，一旦功臣們心甘情願地交出軍權，他們也就雙雙走出了這種權力的困境。

“杯酒釋兵權”雖然是解決皇帝和功臣的最佳方法，但並不適合所有的皇帝。要做到雙方皆大歡喜，作為強勢方的皇帝要有寬廣的胸襟，用人識人的才能，誠實守信的作風和玩轉權力的智慧，才能率先打破這種權力困境。

皇帝與功臣的“分離定律”

“飛鳥盡，良弓藏。”皇帝與功臣始終都難擺脫這種權力困境，歷史的活劇也如同盜夢空間的陀螺一直旋轉下去。當權力運轉進入到這樣一個怪圈，作為局中之人越掙紮，沒頂的概率也就越大。每個朝代都無可幸免地迎頭撞上，所以這應該與皇帝的個人素質無關，而是權力通道出了問題，造成一種習慣性的堵塞。

有人借用經濟理論來形容兩者的關系，說他們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也就是說，皇帝作為帝國的法人代表，他手裏控制著帝國的產權，但他又分身乏術，抽不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親力親為，於是就委托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

皇帝派發高薪給功臣們，讓他們在政治上享受高職位。皇帝希望用這些現實的利益來換得功臣對皇權的一顆赤膽忠心。皇帝的底線，就是這些功臣們不要動不動就造反。造反是一項高風險，但同時也是高收益的行業。對於任何一個皇帝來說，要讓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世傳下去，就要將功臣造反問題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誰將會造反的時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為皇帝懷疑的對象。這是一種很要命的邏輯，因為這種完全靠內心推理來完成的命題，對於功臣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趙光義說過這樣一句話，對於國家來說，面對的不是外患，就是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因為無形則讓人無從察覺。

這句話也同樣道出了皇帝在處理與功臣關系時的那種無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沒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腦門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沒有辦法來鑒別。可以大膽設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們能夠掌握一種密碼，我們姑且把這種密碼稱之為權力分離碼。這種權力分離碼能夠讓皇帝破譯出誰是忠臣，誰是奸臣，而且不會混同。這樣的話，這道權力困惑的難題或可解決。可這只是設想，卻無法付諸實施。更何況帝王的權力操守也因人而異，就算有這種權力分離碼，他們也未必會當回事。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洪武年間那場血雨腥風，也就是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

由於開國功臣的權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國初期權力系統的一種三權分肥的現象，也就是相權、將權、皇權的權力分肥制。對於將權力看得高於一切的朱元璋來說，這是他根本無法接受的。朱元璋是從社會底層打拼出來的，他無法接受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權謀。如果自己不出手制服，那麽後果將無法想象。朱元璋決定先拿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太子朱標勸阻父親“誅夷過濫，恐傷和氣。”朱元璋聽後很生氣，扔給他一根荊棘枝，讓他撿起來。朱標怕刺紮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說：“我這是在替你拔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