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終曲：納粹的遺產（第4/6頁）

戰後最明目張膽的同謀行為也許發生在維也納莫紮特協會的退休會長海因裏希·達米什身上。達米什雖然退出公眾生活，但仍撰寫樂評，並以薩爾茨堡莫紮特基金會榮譽主席的名義工作。[591]更重要的是，他在1956年被授予莫紮特薩爾茨堡莫紮特城市金牌獎章，次年又獲奧地利共和國服務之星金質獎章。他在德奧合並後三個月就寫了一篇充滿惡意的反猶文章《奧地利音樂生活的猶太化》（Die Verjudung des österreichischen Musiklebens），發表在《世界戰爭》（Der Weltkampf）雜志上。這樣一個人不僅被稱作“奧地利文化思想最卓越的擁護者”，並且能和他的宿敵布魯諾·瓦爾特同時在薩爾茨堡獲獎。[592]因此，一如凱爾什鮑默所強調的，這些獎對達米什來說，既是諷刺又是恥辱。另有證據表明，達米什對自己在第三帝國時期所扮演的角色並無悔悟之意。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在一本詳細講述維也納莫紮特協會早期歷史的書裏，有一篇達米什關於協會1914年至1945年活動情況的文章。達米什在回顧被德國占領的歲月裏，懷舊地寫道，他在那段時間組織了“美妙的”音樂活動。[593]

1995年是奧地利向黑暗歷史的余波妥協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奧地利慶祝了第二共和國成立50周年，並加入了歐盟。4月27日，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組織了一場音樂會和一個展覽，展現了該團體——也暗指奧地利——對納粹主義的妥協。慶典音樂會上演出了被納粹當局查禁的作曲家的作品，演員克勞斯·瑪利亞·布朗道爾（Klaus Maria Brandauer）穿插在音樂之間，念出納粹文本中的一些段落，以展示“納粹對猶太作曲家的殘暴和荒謬態度，以及利用莫紮特等音樂偶像來宣傳自己的行徑”。這些片段是奧利弗·拉特科爾布挑選的，指出“納粹審查制度的荒謬性，活著的和死去的作曲家都因此受害”。但這些文本也強調了一個事實，即“反猶言論在1938年之前其實就在奧地利音樂界遍地都是，納粹從中找到一片肥沃的土壤，從而能夠把自己針對音樂界猶太人的運動拓展過來”。[594]

11年後，奧地利的立場進了一步：莫紮特不僅被政客們視為一個奧地利人，也被視為一個歐洲人。無論是不是巧合，奧地利在2006年這個莫紮特年的上半年成為歐盟理事會主席國。有這個機會把這兩件事聯系到一起，真是令人無法抵禦。總理沃爾夫岡·許塞爾（Wolfgang Schüssel）邀請歐洲政要在薩爾茨堡參與一個題為“歐洲之聲”的會議，代表們在會上試圖“找到並說出許多公民……對歐盟憲法條約文本感到不安的原因，並尋找解決方案，找到問題的答案”。會議被安排在1月27日開幕，這一天正是莫紮特誕辰250周年，正巧也是紅軍解放奧斯維辛61周年。

許塞爾在歐盟理事會開幕致辭上敦促同行們把這兩件事看成歐洲身份的兩極。“真正的歐洲天才”莫紮特反映了美好的期許和天堂的景象，而奧斯維辛反映出現實中的失敗、罪孽和邪惡。因此，他總結道：

莫紮特能給我們一些答案，或者幫我們找到答案。他出生並生活在一個劇烈動蕩的時代：也許這是值得讓今天的歐洲公民記住的……在這個動蕩的時代，莫紮特本人像一股旋風一樣遊覽過整個歐洲，在歐洲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跡……莫紮特已經感知到法國大革命即將到來，與此同時給出了如何讓事情重新有序的答案——不是用武器，而是用音樂。在《魔笛》中，追捕者和軍隊被一支魔笛停下，跳起舞來。[595]

不幸的是，許塞爾勸誡同行說，他們應該去思考歐洲“不只是一個經濟理念”，而應該“找到共同的文化認同，思考是什麽讓歐洲團結起來，它的邊境在哪裏，目標是什麽，有怎樣的可能性”。他得到的回應卻各式各樣。甚至在他發表這個演說之前，布魯塞爾的官員們就覺得他把這位奧地利作曲家和歐洲憲法相聯系的想法好笑而又絕望。一個官員甚至開玩笑說“莫紮特的精神中唯一對這部憲法有用的應該是他的《安魂曲》[596]。

揭開舊傷

一些歐洲愛好者也許已經注意到，許塞爾想把莫紮特呈現為用音樂超越國界、在整個歐洲都賓至如歸的人，但他沒有得到奧地利自由黨（FPÖ）的全心擁護。該黨是他的聯合政府中的一個次要黨派。2005年12月，捷克旅行社（Czech Tourist Agency）設計了一個廣告，以促進奧地利人訪問該國。維也納到處貼著海報，上書：“莫紮特來了五次捷克，你呢？”奧地利自由黨因此掀起一陣風暴。該黨發言人約翰·赫爾佐格（Johann Herzog）對這些海報表示不滿，要求把它撤掉。他認為，這樣的信息“扭曲了歷史，侮辱了在‘二戰’後被趕出捷克的蘇台德意志人……捷克人試圖創造一種印象，即捷克共和國一直存在於它現在的國土上。但莫紮特從未訪問過捷克共和國。你只能說他訪問了波希米亞，而布拉格當時是被看作日耳曼城市的”[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