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終曲：納粹的遺產（第2/6頁）

其他作者對莫紮特的書寫要靈活得多，他們願意隨政治氣候的變化而修正自己先前的觀點。由此，一部分借莫紮特年慶典之機、出版於20世紀40年代的著作，在戰後通過恰當的修訂而延長了生命力。其中之一就是伯恩哈德·鮑姆加特納的莫紮特傳記研究。鮑姆加特納此書第一版完成於1927年，隨後經過擴充，於1940年在柏林出版了第二版。戰後，他再次修訂此書，於1950年推出新版。[574]

鮑姆加特納雖然難以算作納粹政權的支持者，1938年被解除薩爾茨堡莫紮特學院院長職務，但他在1940年出版的莫紮特傳還是反映出極端民族主義的時代氣息。1950年版修正了這種姿態。馬蒂亞斯·帕佩（Matthias Pape）挑出1940年和1950年兩版中的一些段落，特別能夠揭示莫紮特形象在這段時期內的變化。特別明顯的是戰後版除去了描寫莫紮特愛國情結、對德意志靈魂格外認同的姿態鮮明的話語。例如，在1940年版第44頁，鮑姆加特納說，莫紮特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始終是“為德意志民族增光添彩”（引用他1778年5月1日給父親的信）；而在1950年版第27頁，這段話被改成莫紮特只是不時會受到這種熾熱志向的感染。類似地，在1940年版第45頁，鮑姆加特納寫道：“莫紮特的德意志性反映出他振奮地意識到不受國界約束的德意志精神的強大力量。”在1950年版第28頁，這句話被改成“莫紮特的愛國主義反映出他人性地意識到不受國界約束的日耳曼精神的強大力量”。帕佩引述的兩版之間的其他區別，包括一些因某些語句具有特定含義而在1950年版中被刪除的段落。在1940年版的第421頁，鮑姆加特納寫道：“曼海姆的回憶深深地感動了這個德意志靈魂。在哀嘆時勢艱難時，他的悲傷轉化成一種高貴的人民意識（edlen Volkbewußtseins）的純粹動力。”但在1950年版第334頁，這句話被換成很短的一句，即“曼海姆的記憶又一次深深觸動了他”，把關於莫紮特“德意志靈魂”的話以及該段其他內容都刪掉了。[575]

戰後的莫紮特流散群體：和解與抗爭

第三帝國期間附會於莫紮特音樂上的那些令人不適的詮釋得到迅速壓制，而占領勢力又帶來較為開明的氛圍；這無疑讓莫紮特流散群體的一部分人更容易和驅逐了他們的國家達成一定程度的和解。一些人在20世紀50年代和故國重新建立聯系，指揮家弗裏茨·布什1951年接受了西德的指揮職位，制作人卡爾·埃伯特1954年在柏林重任劇院經理一職。布魯諾·瓦爾特在1948年5月和維也納愛樂樂團深情地重續前緣，次年在戰後的薩爾茨堡音樂節首度亮相，指揮莫紮特《G小調交響曲》和馬勒的《大地之歌》。四年後的1956年是莫紮特誕辰200周年，他重訪薩爾茨堡，在告別音樂會中指揮了莫紮特的《安魂曲》。

然而只有很少的流亡者考慮永久地返回故鄉。奧托·埃裏希·多伊奇是一個顯著的例外。1952年，他從劍橋永久遷回維也納。他作為學者在納粹時代之前的奧地利享有盛名，當地人張開雙臂歡迎他回來。除繼續孜孜不倦地研究舒伯特和亨德爾之外，多伊奇直到1967年逝世為止，一直是戰後莫紮特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1954年起，他在《新莫紮特全集》（Neue Mozart-Ausgabe）的成形過程中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他的主要貢獻是兩部巨著：《時代圖景中的莫紮特和他的世界》（Mozart und seine Welt in zeitgenössischen Bildern，1961）和《莫紮特：生平文獻》（Mozart：Die Dokumente seines Lebens，1961）。[576]另外，他和威廉·鮑爾（Wilhelm Bauer）合作編輯了莫紮特書信的多卷本決定性版本《莫紮特書信和編年生平》（Mozart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1962—1963）。[577]

保羅·奈特爾的戰後活動顯示出更為特別的和解姿態。他雖然大聲譴責納粹濫用偉大音樂家，但正如1945年致《紐約時報》的一封信所示，他一直堅信德奧音樂學家從未真正信服於這些虛偽的教條。[578]這大概解釋了他於1955年在法蘭克福出版的莫紮特研究專著中納入了阿爾弗雷德·奧雷爾關於莫紮特和維也納、漢斯·恩格爾關於莫紮特管弦樂音樂、羅蘭·騰舍爾特關於莫紮特和教會的研究。[579]由此看來，奈特爾作為研究莫紮特和共濟會關系的專家，是否讀過奧雷爾1941年和1944年出版的莫紮特研究著作，就耐人尋味了：奧雷爾這兩本書充滿政治意味，強烈地反共濟會，試圖把莫紮特剝離和共濟會的種種關聯。

有一個音樂學家在戰後仍抵制德國，拒絕任何和解。他就是阿爾弗雷德·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的莫紮特專著由亞瑟·門德爾（Arthur Mendel）和內森·布羅德（Nathan Broder）譯成英文本，在1945年出版。兩年後，德語原文版由斯德哥爾摩的出版商貝爾曼—費舍出版，當即被奉為莫紮特德語研究的標杆，至今仍是如此。這真是特別諷刺。即便如此，愛因斯坦拒絕任何回到德國的建議，也拒絕和在納粹政權下尋求立足之地的音樂學者重建聯系。他對奧地利學者也同樣原則分明，在1949年拒絕接受薩爾茨堡學院國際協會頒發的金質獎章。[580]他在美國刊物《音符》（Notes）1946年12月號發表的對1943年卷《新莫紮特年鑒》的惡評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對故國的恨意。他不僅哀嘆所選文章可憐的學術品質，更蔑視出版此書背後的原則，如其最後的評論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