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莫紮特在海外（第3/12頁）

《費加羅的婚禮》整個11月都在演，一直演到12月。它的成功鼓勵猶太文化聯盟成立了一個永久性的歌劇公司——文化聯盟歌劇院（Kulturbund Oper），並把其他作品加入演出劇目。1934年2月，文化聯盟歌劇院把《費加羅的婚禮》的制作帶到了布萊斯勞。根據1934年3月發表於《文化聯盟德國猶太人文化月報》（Kulturbund deutscher Juden Monatsblätter）的一份報告，該公司克服困難，把適合私密的小型劇場的制作成功地轉到一個近1700座的大劇場。[250]在文化聯盟歌劇院的第一季演出結束時，庫爾特·辛格爾為未來幾年的計劃做了草案，清楚地顯示他非常希望把更多的莫紮特搬上舞台。他非常想上演《魔笛》，而在1935年提交給宣傳部的方案中，他提出要上演《女人心》。[251]

不幸的是，這兩個計劃都未能實現，因為辛克爾越來越限制辛格爾選擇劇目的自由。1935年6月27日的《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報道說，“猶太人在自己的社群裏創造了如此純粹的德國文化氛圍”，已經被納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252]辛克爾的報復是，要求猶太文化聯盟在未來的活動中只上演猶太作曲家或外國人的作品，像莫紮特這樣的“雅利安”作曲家將嚴格禁演。1935年夏季，在柏林，這種文化上的種族隔離政策加速了。辛克爾和國家秘密警察達成一致，認為必須更緊密地監視聯盟的活動。他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猶太文化聯盟中的負責人“現在必須展示他們能為和他們同種族的同志們做些什麽。只要他們不摻和我們的德意志文化生活，我們也不會打擾他們……德國和她偉大的文化財富屬於德國”[253]。

在如此公開宣布之後，辛克爾不可能再同意文化聯盟歌劇院上演莫紮特的歌劇。1935年11月，《女人心》的帶妝彩排已經舉行，納粹當局卻禁止該劇上演，讓辛格爾深受打擊。這項禁令被海外的納粹反對者看作進一步侵蝕猶太人公民自由的證據。例如，11月10日，反納粹的捷克社會民主黨旗下周報《新前進報》（Neuer Vorwärts）頭條大標題為“猶太人被禁止演出莫紮特”；11月16日，《曼徹斯特衛報》稱這部歌劇的撤演為“納粹頭腦那奇特而卑鄙的惡意”的明證。[254]

雖然辛克爾成功地阻止了辛格爾在柏林上演更多莫紮特的作品，他的規範性政策在德國首都以外地區的執行力度要小得多。因此，1936年5月，猶太文化聯盟法蘭克福分部上演了舞台制作版的《後宮誘逃》，由漢斯·威廉·施坦伯格（Hans Wilhelm Steinberg）指揮。之後，在同年11月，又上演了《魔笛》，由理查德·卡普（Richard Karp）指揮。[255]甚至在柏林，一場鋼琴伴奏的音樂會版《費加羅的婚禮》也成功地在1936年5月於約瑟夫·萊曼學校（Joseph-Lehmann Schule）上演，沒有受到辛克爾的阻撓。[256]但是，在接下去的幾年裏，文化聯盟對劇目和發展方向的決定權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大。如果辛克爾之前的指令並不是十分清晰，那日益細致的審查即將到來。1937年5月，辛克爾下令，禁止猶太文化聯盟上演貝多芬、莫紮特以及歌德的戲劇。[257]

德奧合並後，螺絲越擰越緊，出生於奧地利的海頓和舒伯特也被加入禁止猶太文化聯盟上演的作曲家名單裏。自然，這樣的制裁只對公開演出有效，因為宣傳部沒有權力禁止猶太音樂家作為個體聚在家裏演這些作曲家的音樂。但從1937年起，德國的猶太人私下演出莫紮特的室內樂實際上也成了違法活動，要是被警察發現，就會受到嚴厲懲罰。[258]

正當居住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被禁止公演莫紮特之時，離開德國、定居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則利用這位作曲家的作品來建立自己的認同意識。1935年，赫爾曼·斯維特（Hermann Swet）在《巴黎日報》（Pariser Tageblatt）報道說，4月22日，在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的環形劇院，一個學生合唱團（由耶路撒冷學院合唱團和基督教青年會合唱團組成）和一個業余的大學樂團在卡爾·薩洛蒙（Karl Salomon）指揮下，上演了一場非凡的音樂會。薩洛蒙是馬克斯·雷格爾的學生，1933年離開德國。他們所上演的作品是莫紮特1771年的聖經題材清唱劇《解放了的伯圖利亞》，用的唱詞是梅塔斯塔西奧的原版。演出將作品標題改為《友第德》，唱的是由18世紀時在阿姆斯特丹活動的詩人大衛·弗朗科·門德斯（David Franco Mendes）翻譯的猶太語譯本。[259]

很容易讓人想問這場演出背後是否有政治動機，就像音樂學家漢斯·約阿希姆·莫澤爾一年之後在納粹德國完全不同的情境下以一個全新的雅利安化的文本復排了此劇。人們顯然能從這部清唱劇的劇情和猶太人當時的文化立場中找到相互呼應之處。劇中，友第德把以色列人從被亞述軍隊占領的伯圖利亞拯救出來，而猶太人當時在英治巴勒斯坦也掙紮著表達出屬於自己的文化立場。不過斯維特這篇發表於流放報紙、題為《哭墻下的莫紮特》的文章並沒有提到這點。他贊揚的是薩洛蒙的開拓性成就：這可能是這部清唱劇第一次用希伯來語上演；他另外點明作品中可能預示著《魔笛》和《安魂曲》的一些地方。這位作者也評論了巴勒斯坦室內歌劇院同樣用希伯來語上演的短命的《後宮誘逃》，不過評價沒有那麽高。這場演出是在耶路撒冷的錫安電影院上演的，英國駐巴勒斯坦高級專員亞瑟·沃考普爵士（Sir Arthur Wauchope）和其他殖民地官員非常顯眼地坐在劇院第一排，氣氛令人生畏。盡管如此，斯維特注意到，即便是在這麽困難的條件下，聆聽此劇仍然極大地鼓舞了猶太人的士氣；他補充說，由於從德國移居巴勒斯坦的音樂家在過去兩年內的努力和影響，“人們越來越欣賞和喜歡莫紮特了”[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