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竹須空，做人須直

“人生”對我是個很沉重的話題。

五次文代會我因身體不好遲去報到了兩天。會上幾次打電話到廠裏催我，還封了我一個“副團長”。

那天天黑得異常早，極冷，風也大。

出廠門前，我在收發室逗留了一會兒，發現了寄給我的兩封信。一封是弟弟寫來的，一封是哥哥寫來的。我一看落款是“哈爾濱精神病院”，一看那秀麗的筆畫搭配得很漂亮的筆體，便知是哥哥寫來的。我已近十五六年沒見過哥哥的面了，已近十五六年沒見過哥哥的筆體了。當時那一種心情真是言語難以表述。這兩封信我都沒敢拆。我有某種沉重的預感。看那兩封信，我當時的心理準備不足。信帶到了會上，隔一天我才鼓起勇氣看。弟弟的信告訴我，老父親老母親都病了。他們想我，也因《無冕皇帝》的風波為我這難盡孝心的兒子深感不安。哥哥的信詞句淒楚至極——他在精神病院看了根據我的小說《父親》改編的電視劇，顯然情緒受了極大的刺激。有兩句話使我整個兒的心戰栗——“我知我有罪孽，給家庭造成了不幸。如果可能，我寧願割我的肉償還家人！”“我想家，可我的家在哪兒啊？誰來救救我？哪怕讓我再過上幾天正常人的生活就死也行啊！”

我對坐在身旁的影協書記張青同志悄語，請她單獨主持下午會議發言，便匆匆離開了會場。一回到房間，我恨不得大哭，恨不得大喊，恨不得用頭撞墻！我頭腦中一片空白，眼淚默默地流。幾次闖入洗澡間，想用冷水沖沖頭，進去了卻又不知自己想幹什麽……

我只反復地在心裏對自己說兩個字：房子、房子、房子。

母親已經七十二歲，父親已經七十八歲。他們省吃儉用，含辛茹苦撫養大了我。我卻半點孝心也沒盡過！他們還能活在世上幾天？我一定要把他們接到身邊來！我要他們死也死在我身邊！我要發送他們，我有這個義務！我的義務都讓弟弟妹妹分擔了，而弟弟妹妹們的居住條件一點兒也不比我強！如果我不能在老父老母活著的時候盡一點兒孝子之心，我的靈魂將何以安寧？

哥哥是一位好哥哥，大學裏的學生會主席。我與哥哥從小手足之情甚篤。我做了錯事，哥哥主動代我受過。記得我小時候生過一場大病，想吃蛋糕。深更半夜，哥哥從郊區跑到市內，在一家日夜商店給我買回了半斤蛋糕！那一天還下著細雨，那一年哥也不過才十二三歲……

有些單位要調我，也答應給房子，但需等上一兩年，童影的領導會前也找我談過，也希望我到童影去起一些作用。童影的房子也很緊張，但只要我肯去，他們現調也要騰出房子來，當時我由於戀著創作，未下決心。

面對著兩封信，一切的得失考慮都不存在了。

我匆匆草了一頁半紙的請調書——用的就是五次文代會的便箋。接著，我去將童影顧問於藍同志從會上叫出，向她表明我的決心。老同志一向從品格到能力對我充滿信任感，執著雙手說：“你做此決定，我離休也安心了！”隨後我將北影新任廠長宋崇叫出，請他——其實是等於逼他在我的調請書上簽了字。開始他愣愣地瞧著我，半晌才問：“曉聲，你怎麽了？你對我有什麽誤解沒有？”我將兩封信給他看。他看後說：“我答應給你房子啊！我在全廠大小會上為你呼籲過啊！”這是真話。這位新上任的廠長對我很信任，很關心，而且是由衷的。豈止是他，全體北影藝委會都為我呼籲過。連從不輕率對任何事表態的德高望重的老導演水華同志，都在會上說過“不能放梁曉聲走”的話。北影對我是極有感情的。我對北影也是極有感情的。

記得我當時對宋崇說的是：“別的話都別講了，北影的房子5月份才分，而我恨不得明天後天就將父親母親哥哥接來！別讓我跪下來求你！”

他這才真正理解了我的心情，沉吟半晌說：“你給我時間，讓我考慮考慮。”

下午，他還給了我那請調報告，我見上面批的是“既然童影將我支持給了北影，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將曉聲支持給童影。但我的的確確很不願放他走。”

為了房子，到童影幹什麽我都心甘情願，哪怕是公務員。童影當然不是調我去當公務員。於是我成了童影的藝術廠長……

我正式到童影上班兩個多月了，給我的房子卻還未騰出來。

我身患肝硬化，應全休，但我能剛剛調到童影就全休嗎？每天上班，想不上班也得上班。中午和晚上回去遲了，上了小學的兒子進不了家門，常常在走廊裏哭。

房子沒住上就不擔當工作嗎？那也未免過分功利了。事實上，我現在已是全部身心地投入我的那份工作。我總不能騙房子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