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青年階層分析

不差錢的“富二代”

報載，當下中國有一萬余位資產在兩億以上的富豪們，“二世祖”是南方民間對他們兒女的叫法。關於他們的事情民間談資頗多，人們常津津樂道。某些報刊亦熱衷於兜售他們的種種事情，以財富帶給他們的“瀟灑”為主，羨慕意識流淌於字裏行間。竊以為，一萬多相對於十三億幾千萬人口，相對於四億幾千萬中國當代青年，實在是少得並沒什麽普遍性，並不能因為他們是某家族財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傳媒特別關注之意義。故應對他們本著這樣一種報道原則——若他們做了對社會影響惡劣之事，譴責與批判；若他們做了對社會有益之事，予以表揚與支持。否則，可當他們並不存在。在中國，值得給予關注的群體很多，非是不報道“二世祖”們開什麽名車，養什麽寵物，第幾次談對象便會閑得無事可做。傳媒是社會的“復眼”，過分追捧明星已夠討嫌，倘再經常無端地盯向“二世祖”們，這樣的“復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於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謂“富二代”的界定難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們，“富二代”通常被認為是這樣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願實現起來非常容易，比如出國留學，比如買車購房，比如談婚論嫁。他們的消費現象，往往也傾向於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們一樣，他們往往也擁有名車。他們的家庭資產分為有形和隱形兩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觀，隱形的究竟多少，他們大抵並不清楚，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對我說：“老師，人比人真是得死。我們這種學生，畢業後即使回省城謀生，房價也還是會讓我們望洋興嘆。可我認識的另一類大學生，剛談戀愛，雙方父母就都出錢在北京給他們買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結婚，就會給他們添輛好車。北京房價再高，人家也沒有嫌高的感覺！”——那麽，“另一類”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還知道這樣一件事——女孩在國外讀書，忽生明星夢，非要當影視演員。於是母親帶女兒專程回國，到處托關系，終於認識了某一劇組的導演，聲明只要讓女兒在劇中飾一個小角色，一分錢不要，還願意反過來給劇組幾十萬。導演說您女兒也不太具有成為演員的條件啊，當母親的則說，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兒，讓她過把癮啊！——那女兒，也當屬“富二代”無疑了。

如此這般的“富二代”，他們的人生詞典中，通常沒有“差錢”二字。他們的家長尤其是父親們，要麽是中等私企老板，要麽是國企高管，要麽是操實權握財柄的官員。倘是官員，其家庭的隱形財富有多少，他們確乎難以了解。他們往往一邊享受著“不差錢”的人生，一邊將眼瞥向“二世祖”們，對後者比自己還“不差錢”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每不服氣，故常在社會上弄出些與後者比賽“不差錢”的響動來。

我認為，對於父母是國企高管或實權派官員的他們，社會應予必要的關注。因為這類父母中不乏現行弊端分明的體制的最大利益獲得者及最本能的捍衛者。這些身為父母的人，對於推動社會民主、公平、正義是不安且反感的。有這樣的父母的“富二代”，當他們步入中年，具有優勢甚至強勢話語權後，是會站在一向依賴並倍覺親密的利益集團一方，發揮本能的維護作用，還是會比較無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團，站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立場，發符合社會良知之聲，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們成為後一種中年人，則必須從現在起，運用公平、正義之自覺的文化使他們受到人文影響。而談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響力，依我看來，在中國，不僅對於他們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對最廣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喪的。故我看未來的“富二代”的眼，總體上是憂郁的。不排除他們中會產生足以秉持社會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計不會太多。

在中國，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數，大致不會少於一兩千萬。這還沒有包括同樣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娛藝術界超級成功人士的子女。不過他們的子女人數畢竟有限，沒有特別加以評說的意義。

中產階層家庭的兒女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幾乎必然是該國中產階層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則占三分之一，多則占一半。中國國情特殊，20世紀80年代以前，除少數高級知識分子，一般大學教授的生活水平雖比城市平民階層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實高不到哪兒去。20世紀80年代後，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謂不大，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直接受惠群體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不論從居住條件還是收入情況看，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於工薪階層。另一批，正有希望躋身於中產階層。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過所謂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