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紅軍戰略轉移的準備（第4/8頁）

7月6日晚，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經福建長汀、連城、永安，於下旬進入閩中。隨後進到尤溪地區。29日，攻占閩江南岸的尤溪口。此時，中革軍委突然改變原定計劃，命令紅七軍團東進，占領水口，威脅並相機襲取福州，企圖調動和吸引更多的國民黨軍回援。遵照中革軍委的命令，紅七軍團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進，一部兵力繼續北上。8月1日，攻占福州近郊水口，威脅福州。同時正式向部隊宣布，紅七軍團對外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活動。2日，紅七軍團從水口繞道大湖向福州進發，7日進抵福州西北郊，當晚對福州發起試探攻擊。對此，國民黨軍預有準備，第八十七師主力回防福州，第四十九師也經上海馳援，紅軍缺乏攻堅裝備，兵力有限，被迫撤出戰鬥。紅軍進迫福州，中革軍委意在圍魏救趙，以此緩解閩西一帶國民黨軍對蘇區的壓力，對此，蔣介石一度因難以摸清紅軍的意圖：“閩北匪情是否另辟匪區，抑僅系牽制東路而竄擾耶”，而為之“心頗不安”。[364]不過，紅軍北上兵力畢竟有限，國民黨方面很快看清了這一點：“東路軍總部探知其詭謀，密調勁旅，兼程進剿，閩西國軍仍向石城長汀一帶邁進，並末因之移動”；而先遣隊的實力卻因之“完全暴露”：“赤匪的詭計和實情，已經給我方看破了，所以我方對前方剿赤的軍隊，不調一兵一卒，以致松懈前方清剿的工作，只由他方面調來有余的兵力，已經可制這些殘赤的死命了。”[365]

攻打福州失敗後，紅七軍團向閩東地區轉移，8月下旬，進入浙西南地區。9月初，轉進至閩北蘇區休整、補充。9月4日，中革軍委來電，對原定行動計劃作出補充：要求：“繼續徹底的破壞進攻我紅十軍及閩北蘇區敵人的後方”；“在閩浙贛皖邊境創造廣泛的遊擊運動及蘇區根據地”，[366]在執行上述兩項中心任務時，首先在浙西一帶活動，破壞交通和鐵路線，支援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9月7日，中革軍委又電批評：“在近幾天來，七軍團是在同閩北部隊作盲目的兒戲，以致使較弱而孤立的敵人進到漁梁地域。七軍團未完成自己的戰鬥任務。”[367]從當時實際情況看，中革軍委出動紅七軍團北上，旨在使其於浙西一帶牽制國民黨軍，尤其紅軍戰略轉移進入最後準備階段時，這一要求更加迫切。但是，紅七軍團深入國民黨軍占領區域後，所遇困難確實相當嚴重，保證部隊的生存成為執行任務的必要前提。

面對不利局面，紅七軍團仍然盡力完成中革軍委賦予的任務。根據中革軍委指示，9月9日，紅七軍團轉到浙西一帶活動，18日抵遂安白馬，接中革軍委電令：“主力應即向遂安前進，以襲擊的方法占領該城而確實保持之於我軍手中。”[368]中革軍委還要求，攻占遂安後，“於安徽邊境淳安、壽昌、衢縣、開化的範圍內發展遊擊戰爭和蘇維埃運動”，並在“浙皖邊境，約在徽州、建德、蘭溪、江山、屯溪地域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369]根據這一命令，先遣隊派出偵察分隊，至遂安附近了解敵情，準備襲取遂安。但國民黨軍在此嚴陣以待，國民黨方面報紙報道：“省方開往部隊昨已安全到達遂安縣城，防地並已布置就緒，龍遊、壽昌、淳安、衢縣均已派定相當部隊向遂安西南北三方面嚴密防堵，東西則有陳調元派隊開入遂境，負責進剿，包圍之勢已成”[370]，紅軍軍事上處不利態勢。另外，從政治上看，浙西一帶群眾基礎薄弱，“常、遂交通一帶之群眾很差，幾次逃跑一空，連向導均無人找到……因此，在我們的行動上均難以秘密”。[371]七軍團指揮員報告：

根據我們最近十天在浙西行動艱苦的經驗，由於浙西電話、交通事業的發達，我們的行動敵人很快就知道，飛機每天都能跟追隨，敵人隊伍運動與轉移均極迅速。並黨與群眾工作基礎完全沒有，傷病員安置極度困難。我們最近在浙皖邊境，寄存群眾家中一批傷員，據閩浙贛諜息全被敵搜出，影響士兵戰鬥情緒、戰鬥力極大。[372]

9月下旬，軍團領導決定放棄在浙西建立根據地的計劃，迅速擺脫敵人，改向皖贛邊前進。10月初，到達皖贛蘇區休整，此時，“部隊已不足兩千人”。[373]

由於國民黨軍加緊向皖贛蘇區進攻，10月21日，中革軍委電令紅七軍團“逐步轉回閩浙贛蘇區”。[374]遵照中革軍委命令，紅七軍團在浮梁、德興間通過兩道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並於11月初與紅十軍會合。11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合編為紅軍第十軍團，下轄兩個師，紅七軍團改編為第十九師，紅十軍改編為第二十師。由於紅七軍團出發後就出現領導層的種種問題，曾洪易消極避戰，尋淮洲與樂少華則“不斷的鬧私人意見”，領導層其他成員間也矛盾重重，“不是你爭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鬧成打架”，[375]因此，軍團領導層根據中共中央意見進行調整，劉疇西任軍團長兼第二十師師長，樂少華任軍團政治委員兼第二十師政治委員，尋淮洲任第十九師師長；並決定：閩浙贛省蘇維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曾洪易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粟裕任軍區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