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紅軍戰略轉移的準備（第2/8頁）

紅軍即將展開的突圍行動，其方向幾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國民政府核心區，向北無異於自尋絕路。東面瀕臨大海，也無出路，南面陳濟棠雖不願與紅軍作戰，但保境欲望強烈，向南難免陷入粵方和寧方夾擊之中，以此看來，向西幾乎是唯一出路。1934年6月2日，埃韋特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突圍計劃時已經對行動方向有了明確交代：“雖然敵人從4軍團1932年的遠征時起學會了許多東西，雖然他們有比1932年更加強大的、我們必須克服的防線（贛江、贛湘邊界和湖南湘江一線），雖然敵人在采取行動之初會擁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軍隊來組織追擊，但對於我們的進一步推進來說反正都一樣，恐怕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350]贛江、贛湘邊界和湖南湘江一線，這是明顯的西進四川路線，而這和共產國際前一年指出的西進川陜路線完全一致。8月，回到莫斯科的埃韋特向共產國際匯報湖南省的情況時也側面提到中央紅軍的行動方向：“最近一個時期，特別是在中央蘇區，為了與這個省建立聯系和在那裏組建黨組織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這種努力是出於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並考慮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351]

與中共中央決定向西突圍幾乎同時，國民黨方面也預想到中共的可能動向。5月中旬，蔣介石指示：“贛南殘匪，將必西竄，酃縣、桂東、汝城、仁化、始興一線碉堡及工事，務請組織西南兩路參謀團著手設計，一面準備部隊，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構築碉堡為第一線；其次郴州、宜章、樂昌、曲江乃至英德為第二線；先待第一線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線，總期於此兩個月內，第一線碉堡設法趕成，以為一勞永逸之計”。[352]6月中旬，陳誠還判斷：“第三國際絕不輕許匪軍一旦放棄數年來經營成功，自命已成為偽中央蘇區根據地之贛巢，而另謀新匪區之盤據。”7月初，他已基本改變看法，認為：“月來我軍分路推進，外線合圍，愈趨有效；惟匪絕不讓我長驅，坐以待亡，其最後策略，似必集中全力，或憑險邀擊，或乘虛沖逃。”[353]雙方均已考慮下一步的戰略計劃。

（2）頭陂、白水之役

廣昌戰役失敗後，中革軍委的戰爭指導發生重大變化。第五次反“圍剿”前期，中革軍委曾明確表示：“我們戰術的基本原則，是要求以敏活的機動來實行進攻的戰鬥。對於占領的支撐點和陣地實行任何的防禦，都是不適宜的。”[354]廣昌戰役後，中革軍委雖然繼續堅持“短促突擊”的運動防禦，但此時“短促突擊”已越來越變成短距離的戰術對抗，戰術的機動性大大削減。相應地，中革軍委更加重視堡壘的修築，欲以堡壘對堡壘，與國民黨軍展開寸土必爭的保衛戰，陣地防禦成為紅軍基本的戰鬥方式。之所以如此，當然首先與中共已把大規模的戰略轉移列入議程，盡力抵禦國民黨軍對蘇區的深入，為戰略轉移贏得準備時間成為其重要考慮之一；其次，此前的屢屢失利使之對繼續堅持運動防禦的可能性發生懷疑也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國民黨方面觀察：“贛匪自廣昌建寧連城頭陂白水相繼失陷叠遭慘敗後，變更策略，采用堡壘戰術，企圖節節頑抗，阻我前進。”[355]他們的判斷是：

土匪向來主張遊擊戰，運動戰，但自我軍碉堡封鎖政策成功以來，亦漸趨重工事，尤其在廣昌戰役以後，更為重視。蓋我軍碉堡步步進逼，彼於運動戰無機可覓，於是不得不改變方針，遍築強固工事，與我作陣地戰，阻我前進。[356]

撤離廣昌後，紅軍退守頭陂、白水一帶，構築工事，準備抗擊國民黨軍的進一步進攻。國民黨軍在攻擊取得階段性成果基礎上，也不得不停步消化，構築碉堡和封鎖線，準備下一步的進攻。同時，重新調整部署：以北路軍第八縱隊6個師由泰和向興國方向推進；第六路軍第七縱隊4個師由龍崗向古龍崗方向推進；第三路軍第五縱隊4個師首先進占頭陂等地，爾後集中第三、第五縱隊和東路軍第十縱隊共9個師，向寧都、白水、驛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進；東路軍第二路軍6個師由朋口、連城向汀州方向推進；南路軍3個師由筠門嶺向會昌、寧都方向推進；另以3個師集結於南豐、廣昌地區為總預備隊。此時，紅軍控制區域不斷縮小，到1934年6月只剩下瑞金、於都、興國、贛縣、會昌、石城、寧化、長汀等中心區域的寥寥數縣。為抵禦國民黨軍的攻擊，中革軍委決定“六路分兵全線抵禦”。7月23日，中革軍委通報了國民黨軍六路進攻的情況和紅軍六路防禦的部署：紅三軍團六師和紅二十一師在興國西北的沙村地區，抵抗敵周渾元部進攻；紅二十三師和江西軍區地方部隊在興國東北的古龍崗地區，抵抗敵薛嶽部進攻；紅五軍團十三師在廣昌南部的頭陂地區，抵抗敵羅卓英部進攻；紅三軍團四、五師和五軍團三十四師、十五師在石城北部的貫橋、驛前地區，抵抗敵樊松甫、湯恩伯部進攻；紅一、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在閩西的連城、朋口地區，抵抗敵李延年部進攻，紅二十二師在會昌筠門嶺以北地區，抵抗敵陳濟棠部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