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爭奪（第2/10頁）

我軍為始終立於主動地位，而達收復一地一城即不再落匪手，保障民眾今後永不為匪所用之目的，應本鈞座戰略取攻勢，戰術取守勢之原則，以羅軍長封鎖圍進，乘機突進之方法，第一步本路軍先完成西城橋至石溝圩封鎖線後，即進占寧都，構築由西城橋向西延伸之碉堡線，截斷匪南豐與建寧之聯絡，並策應我東路軍收復建泰。待東路軍確實占領建泰後，掩護本路軍取廣昌，同時各部仍趕築碉堡，俟完成後，以劉和鼎部分守將樂泰寧，以盧興邦部守沙縣，以陳明仁部守延平順昌一帶，以周志群守邵武光澤，以黃子鹹守黎川建寧，同時令薛嶽部相機進占龍崗，李雲傑部出富田。第二步東路軍一部出歸化，掩護一部主力由永安出，本路軍出寧都。第三步東路軍一部取石城，主力出長汀，而本路軍相機占領興國及瑞金。最後會師，尋匪主力而圍殲之。如此築碉堡交互推進，我碉堡完成之日，即剿匪成功之時。雖似覺緩慢，實萬全之策。[243]

如果單將這一報告和蔣介石同日日記聯系看，很容易得出蔣被陳誠影響改變作戰計劃的結論，但陳誠在寫給妻子的家書中透露，這一報告當天並未送出，陳在12日寫道：“我已擬一計劃寄蔣先生作其參考，擬明日請派飛機來勾去。如能照此進剿當萬無一失也。”[244]可見，蔣作出決定時，並未讀到陳的報告。蔣介石和陳誠殊途同歸，幾乎同時作出在江西緩步推進的決定，這在蔣陳二人而言，應為洞悉大局的明智之舉。

2月15日，陳誠致電蔣介石，詳論今後作戰方針：“本路軍以出廣昌、寧都，將匪區截成兩段為有利，蓋我軍如能占領廣昌、寧都，既可防匪西竄，並可策應我西區，且可吸引匪之主力，而使我東路軍進占建泰容易也。我軍無論出建寧或廣昌，第一步均須先將當面之偽一、五、九軍團，及偽三軍團之一部，驅逐或擊潰之。”[245]陳誠的意見，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此後，國民黨軍的主攻方向始終保持在廣昌、石城一線，即所謂“剿匪戰略重西輕東，左急右緩”。[246]福建方面則由東路軍“由北向南”，[247]順勢推進。在國民黨軍進攻壓力下，2月中旬，紅三軍團又奉命返回江西廣昌一帶，國民黨軍再次搶得先機。陳誠在國民黨軍戰略制定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過，對作戰方針的堅持也使陳誠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時陳誠對當前形勢及所擔負任務，愁慮重重。據他隨從副官透露，陳常深夜不眠，在辦公室內徘徊，憂心忡忡”。[248]

在國民黨方面計劃下一步作戰方針時，中共方面也在評估數月來反“圍剿”戰爭的結果。雖然沒有實現殲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的目標，但國民黨軍在蘇區外圍的徘徊也頗讓中共領導人引以為慰。當時《紅星》發表的社論寫道：紅軍“在黎川之東北，進行了三個月勝利的戰鬥，伸展到滸灣附近，擊潰敵人的第四師，在硝石、洪門、新豐街一帶，發展了廣大的遊擊戰爭，取得了很多的勝利。在北面戰線，我們的大兵團，可以自由的出現於敵人堡壘線的後方，許多獨立兵團，在敵人的後方出沒與發展”。社論把國民黨軍加強構築堡壘的舉動歸因於紅軍的主動攻擊，強調正是由於紅軍對國民黨軍的打擊，使之“不得不改變其計劃，相隔二裏路甚至四百米，就要構築一堡壘。而且他的堡壘要向著南昌來構築。這種堡壘政策的結果，又使其攻擊精神的減弱”。[249]作為公開的輿論宣傳，這種說法有其進行正面闡釋的可理解一面，但仍顯得過於避重就輕，缺乏準確的反思和評估。

關於對第五次反“圍剿”進程如何看待的問題，在二蘇大上也有反映。朱德在二蘇大報告中談道：“在最近，我們的英勇紅軍，已經把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六次‘圍剿’粉碎了一半，給了敵人嚴厲的打擊，阻止敵人向蘇區前進。”[250]毛澤東則針對大會上認為“圍剿”已經粉碎和僅在準備粉碎中的兩種說法指出：

照前一說，是過分估計了自己的勝利，把蘇維埃最後粉碎“圍剿”的嚴重任務輕輕取消了，而實際上，蔣介石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最後向我們大舉進攻，所以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並且是非常危險的。照後一說，是看不到幾個月來紅軍從艱苦戰爭中已經給了敵人以相當嚴重的打擊，已經取得了第一步勝利，這種勝利，同粉碎五次“圍剿”的偉大勝利合起來，就成為我們粉碎六次“圍剿”的堅固的基礎。對於自己成績估計不足，同樣是很危險的。[251]

（2）平寮、鳳翔峰戰鬥

1934年2月20日，為部署推進第五次“圍剿”後期計劃，蔣介石在南昌召集顧祝同、陳誠、熊式輝、陳調元及西、南兩路將領舉行軍事會議。21日，南昌行營重新調整兵力部署，將入閩軍隊改編為東路軍，委任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率第二路軍與第五路軍及預備隊共16個師又1旅2團，向中央蘇區東面的建寧、泰寧、龍巖、連城等地推進，目標是奪取廣昌及中央蘇區中心地長汀和瑞金，協同已組成的北、西、南三路軍，形成對中央蘇區四面合圍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