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變爆發與國共的應對（第3/10頁）

作為十分重視宣傳作用的政黨，中共中央的公開表態和真實立場其實存有彈性，這一點，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就可看出端倪：“為了不致因同軍閥的妥協而損害我們在群眾面前的威信，蘇維埃政府應該以紅軍鬥爭和改善蘇區居民經濟狀況的需要來全面解釋自己參加談判的做法。”[129]因此，與公開表態的尖銳批評不同，中共和共產國際實際對閩態度要復雜得多。陳雲在闡述閩變後福建赤色工會任務時談道：“不估計到一部分群眾對於人民革命政府的影響，不估計群眾今天覺悟的程度，在群眾中簡單的把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蔣介石，與反對人民革命政府並立起來，或者不在發動群眾的運動中在群眾面前實際證明人民革命政府不是革命的，而只是空叫反對人民革命政府的欺騙，那就非但不能組織真正群眾的革命鬥爭，而且不能爭取群眾。”他進一步指出：

依照福建目前的具體情形，赤色工會與革命的反帝組織，必須向一切黃色工會與反動派別領導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組織，與向他們的群眾，提議建立反日反國民黨與反動資本進攻的統一戰線。這個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團聚一切群眾的力量與可能聯合，雖然是動搖的力量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南京政府，是為了爭取對於這些組織中的群眾的領導。[130]

陳雲提到的所謂“反動派別領導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組織”，後人可能會覺得難以索解，但它卻是中共在當時理論和現實環境下面對復雜形勢的真實反映，字面的批判和實際的爭取在這裏被奇特地統一起來。1933年11月23日，共產國際針對廣州方面尋求與蘇區接觸的電文明確指示：“如果廣州人意在反對19路軍，那我們就不該同他們談判，以期不削弱19路軍反日反蔣的立場。”此中所表現的對福建方面的支持和信任相當明顯。而共產國際代表更直接就雙方共同組建軍隊征詢國際方面：“是否同意蘇維埃政府建議蔡廷鍇靠自己的力量組織不叫紅軍而叫人民革命軍的工農武裝？我們有人，但沒有武器。這些力量應該同紅軍和福建軍隊實行合作來對付南京的進攻。”[131]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對當時中共中央決策有著重要影響。1933年11月底、12月初，代表團兩位主要領導王明、康生在共產國際第13次全會大會發言中都談到了福建事變。王明認為：“個別的軍閥派別，在和紅軍屢戰屢敗之後，在兵士群眾和一部分下中級軍官革命情緒壓迫之下，不能不這樣提出問題：或者繼續和紅軍戰，那麽，毫無疑問地他們將要完全塌台；或者把自己槍頭掉轉過去反對日本及其走狗蔣介石，以便從絕路上另找出路。”[132]顯然，這一判斷注意到了事變的積極意義，並不完全對其采取否定態度。康生則指出：

在對紅軍作戰失敗後，十九路軍的部分指揮員認識到，若繼續對紅軍發動進攻，那勢必要招致更大的失敗；但倘若不打紅軍，而打蔣介石和日本帝國主義，給老百姓以起碼的民主、自由，那麽，這支軍隊是能夠使中國獲得解放的。無論美國及其它帝國主義者是否想利用福建事變以達到它們反對日本的目的，無論福建的將領們是否會始終如一地實現自己的諾言，抗日運動結果，給福建勞動群眾和十九路軍士兵指出了一條道路，以便實現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在1933年1月10日關於抗日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133]

康生這段講話對事變的肯定更加正面，而且含蓄否定了有關十九路軍是代表美國利益反對日本的說法，明確十九路軍的行動有實現中共倡導的抗日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使中國獲得解放的可能，這樣的表態不可忽視。由於中共代表團在中共中央決策體制中的特殊地位，他們的態度不可能不對中共中央發生影響。

事實上，中共地下黨組織在福建的一系列行動也體現著中共對閩變欲迎還拒的真實態度。11月29日，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將原定在人民政府召開群眾大會上的示威行動改成參加大會並宣傳中共方面的主張。[134]福州中心市委在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信前曾正確判斷“此次政變是有利於我們的，認為蔣介石才是我們的最大敵人，是沖破五次‘圍剿’有利的條件。即決定發動群眾參加反蔣大會”。但隨後改變了這一看法，采取了與人民政府對立的一些做法，“犯了‘左’的關門主義的錯誤”。[135]12月中旬，在得到有關指示後，福州中心市委調整政策，決定將遊擊隊改為人民抗日軍，進一步開展反帝運動。羅明回憶，事變後，“中央局派我和謝小梅前往廈門、福州領導黨組織推動地方群眾工作。廈門、福州兩個中心市委召開擴大會議，由我傳達中央局指示，並決定開展群眾抗日反蔣的民主運動，要求釋放政治犯，加強黨組織的發展和秘密工作”。[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