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變爆發與國共的應對（第2/10頁）

10月，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到瑞金與中共首腦會晤。關於談判的情況，中共方面代表潘漢年1935年10月在共產國際有一個精彩的報告：

10月份他們的代表到來並向我們暗示，他們打算同我們進行認真的談判時，蘇維埃政府責成我作為蘇維埃政府的全權代表到汀州同19路軍的兩位代表談判。這兩位代表表達了同我們進行認真談判的十分真誠的願望，甚至表示願意前往蘇維埃中國的首都會見我們中央執委會代表毛澤東同志。但我們中央的某些成員不想讓這兩位代表進入蘇區，因為擔心他們是特務。當我給毛澤東同志發去電報後，他不同意這種觀點並建議：讓他們來。這樣，毛澤東同志便把他們請到蘇區。

他們到達後，毛澤東同志為他們舉行了正式宴會。宴會上，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講話，闡明了以前公布的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兩位代表聽到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後很受感動，以至不知說什麽好。讓他們發言時他們說，“我們以為，毛是半土匪半遊擊隊的頭領，我們決沒有想到，他竟是這樣一位睿智的政治家”。[121]

26日，雙方代表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福建方面答應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雙方在上述條件完成後，應於最短期間，另定反日反蔣的具體作戰協定。[122]中共與福建十九路軍的議和，使中共的戰略態勢大為改觀，不可否認，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成果。

隨著中共和十九路軍關系的迅速緩和，中央蘇區東方威脅大大減少，而且開始考慮通過福建方面打破封鎖，獲得物資援助。10月下旬，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蔡廷鍇“將有可能經歐洲然後經福州、延平發出大量的軍事技術裝備”。[123]11月，在閩方反蔣彎弓待發時，南京方面的情報稱，中共和閩方達成協議：“由閩供給匪軍鹽卅萬元，藥品卅萬元，兵工器材十萬元。”[124]這應該不完全是猜測之詞。對於中共方面希望經由蔡購買武器的設想，國際方面考慮得更周到一些，他們指示：“通過蔡廷鍇購買需要的武器裝備，我們認為不合適，因為收到定貨後形勢可能發生變化，他可以把我們的全部定貨據為己有。我們建議立即從他那裏購買重型火炮、飛機、防毒面具和藥品。”[125]此時，蔡廷鍇則對獲得蘇聯支持抱有希望，當中共代表潘漢年見到蔡廷鍇時，

他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您看，如果我們在福建成立政府，並向日本帝國主義宣戰，蘇聯會不會承認我們的新政府？”……當然，我不能對他作出什麽肯定的回答，但我想，如果我們真的成立強大的政府，那麽蘇聯一定會支持它的。我補充說，我有一些朋友，可以同蘇聯人士取得聯系。[126]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蔡對蘇聯的期望之切以及與中共接觸的良苦用心，而潘的回答也極具外交藝術，更有意思的是，當蔡在潘的提示下談到其與美國的接觸時，潘不僅沒有表示反感，而且予以充分的理解，以致蔡高興地表示：“你們有開闊的眼界。”此中體現的中共黨人的靈活態度，絕非習稱的所謂“左”傾教條可以概括。

1933年11月20日，以十九路軍武力為基礎，李濟深、陳銘樞及蔣光鼐、蔡廷鍇等領導的福建事變爆發。福建方面召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改定國號，公然與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對抗。雖然此前中共與十九路軍早有接觸，但對事變不悉底細，因此公開態度十分謹慎，代表中共中央態度的是張聞天發表的文章。文章一方面重申願意在三條件下與任何人訂立“作戰的戰鬥協定”，同時申明共產國際的觀點，即“整個國民黨，不論是南京或是廣東，都是投降帝國主義的。廣東國民黨政府的空喊‘抗日’，不過表明它是另一帝國主義，即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文章強調，與靠攏共產黨，甚至“拋棄國民黨招牌，而采用一些‘動人的’新的名稱”的國民黨軍閥簽訂反日反蔣作戰協定，“這是一種妥協，也許是非常短促的妥協，但是我們並不拒絕這種妥協”。張聞天批評了否認這種妥協的“左”傾幼稚病，同時重點批評了主張信守協定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強調：我們的任務“是利用一切條約上的可能去開展在他統治區域內的群眾鬥爭，在最廣泛的反日反帝反蔣的下層統一戰線的基礎上，最無情的揭破一切他們的動搖、不徹底與欺騙，來爭取群眾在我們的領導之下”。[127]隨後，中共中央發布的宣言則以教訓的口吻告誡：

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於目前的狀態，而不在行動上去證明它真正把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給與人民，它真正采取了緊急的辦法去改善了工農與貧民的生活，它真正準備集中一切武裝力量，並且武裝廣大工農群眾去進行反日反蔣的戰爭，那它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切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