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第3/8頁）
黎川之失，紅軍雖然出師不利，但遠未到攸關大局的程度，在東方軍北返，同時中央軍也向黎川一帶靠近後，國共間真正的交鋒才剛剛開始。
（2）洵口、硝石之役
黎川失守後，中革軍委決定將東方軍從福建撤回，中央軍向黎川一線靠攏，準備在此對國民黨軍實施打擊，相機奪回黎川。紅一方面軍指揮部根據這一計劃發出命令：“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我撫西力量，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31]計劃規定東方軍（時轄紅三、五、七軍團）的基本任務是攻擊國民黨軍左翼薛嶽、周渾元兩縱隊，威脅南城。中央軍（紅一、九軍團）先東移配合東方軍作戰，然後經康都西移棠蔭、裏塔等地，完成鉗制撫河西岸吳奇偉縱隊、粉碎撫河沿岸及撫河西敵軍的基本任務。中革軍委希望，紅軍以“消滅硝石、資溪橋、黎川地區敵人”為目的，在運動中“突擊敵人之暴露翼側”，以此打擊敵有生力量，“造成對敵人中心根據地的威脅”。[32]
從當時來看，中共方面總的思路是希望將部隊頂到蘇區外線作戰，尤其要盡力打破國民黨軍封鎖線，在戰略上爭取主動。這一思路其實和紅軍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思路是一脈相承的。朱德在總結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原因時曾談道：“此次戰略的不同點是在擇其主力，不待其合擊，亦不許其深入蘇區，而亦得到偉大勝利。”[33]面對和第四次反“圍剿”有一定相似性的局面，中共繼續采用這一戰法應屬正常。為達成頂出去打的目標，奪取南城與黎川之間的戰略要點硝石具有重要意義，既可切斷黎川國民黨軍與南城附近主力軍的聯系，使黎川成為孤城，從而一鼓而下，又可吸引南城一帶國民黨軍主力出動，達到在此一帶集中主力圍點打援的目的。因此，中革軍委一改黎川失陷之前的拖延態度，連電要求東方軍迅速回師，指斥：“彭、滕又要圍攻邵武，忽視上級命令或將延誤軍機。戰機緊迫，對於命令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34]朱德、周恩來10月3日致電項英，明確談道：“目前關鍵在中央軍能以極大機動抓緊當前敵情變化，適時出現，東方軍集結最大兵力以最大速度趕在撫西敵援未至硝、黎，工事未固之先，進擊硝、黎敵人。”同時，對在硝石作戰的風險也有充分估計：“估計敵知我軍回師，如更知我中央軍東移，其羅縱隊有以兩三師，或改由李九師、八十七師秘密移至南城，準備以硝石許師誘我，以便從南城、新豐、黎川三方面向我出擊之極大可能。”[35]在硝石作戰關鍵是要爭取時間，盡可能早地控制硝石，否則就有落入對方包圍圈的可能。事實上，朱、周的電報已經側面提示了硝石作戰的隱患，即進入對手後方作戰，一方面應有強大的兵力作為後盾，另方面還要隨時防止被斷後路，而以當時兩軍兵力對比，紅軍在這兩點上都難有成算。
在中共方面積極備戰時，國民黨軍占領黎川後也四下出擊，“清剿”分散活動的紅軍遊擊部隊，鞏固其對黎川的占領。10月3日，國民黨軍得到報告，洵口方向有中共軍隊千余人活動，周渾元判斷其為紅軍獨立團或遊擊隊，於4日下令第六師周嵒部派出三團“前往撲擊”。[36]
當晚，國民黨軍第六師第十八旅旅長葛鐘山率第三十一、三十四兩團及第五師第二十七團向洵口方向進發，5日晨到達洵口後，並未發現紅軍大隊蹤影。此後，該部在回黎川還是繼續搜索上與指揮部往復協商，一直到6日，偵知飛鳶方向有紅軍部隊後，葛鐘山決定“乘機襲撲該匪”，[37]率部向飛鳶進擊。
東方軍9月底由福建回師，10月5日，奉命向硝石方向前進。6日，紅三軍團隱蔽到達黎川東北，突出於國民黨軍的葛鐘山部成為紅軍向前挺進中的順勢攻擊對象。6日下午，葛旅大部到達飛鳶後，紅軍主力突然向其發動攻擊，將葛部壓回洵口，同時資溪橋、湖坊一帶紅軍自北、南兩面向洵口出擊，形成合圍之勢。7日淩晨，東方軍下達攻擊洵口命令，以第四師、第二十師、第五師對洵口發起進攻。國民黨軍被困的第二十七、三十一兩團在趕來增援的部隊接應下，突出包圍，隨增援部隊撤回黎川，第三十四團被圍困在洵口村內。據彭德懷回憶：被圍國民黨軍“據守山頂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無水，再有一天半天時間，即可消滅”。[38]但紅軍根據既定計劃，主力前出進攻硝石，未全力消滅洵口被圍部隊，10日，國民黨軍援軍到達洵口，將第三十四團殘余部隊接應回黎川。11月，蔣介石親自出席儀式，為第三十四團頒授榮譽旗，稱譽其在紅軍包圍中，“危困至五日之久，卒能以寡擊眾，打退土匪，安全回到黎川，使我們全體剿匪軍隊的精神為之一振！”[39]是役，紅軍對敵3個團形成重擊，繳獲機槍29挺，長短槍1084支，無線電台1架。東方軍傷亡700多人，國民黨軍陣亡458人、受傷810人、旅長葛鐘山以下被俘1100余人，[40]洵口死屍橫陳，數日後仍“臭氣大張”。[41]洵口之役，“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42]不過，紅軍在是役中損失大批彈藥，按中革軍委事後保守的總結：“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戰鬥的勝利不是占領地方，而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及奪取其器材。在這一次我們無論在哪一方面，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程度。因此，以我們的損失與勝利來比較，那我們所付的代價是過份大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