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第2/8頁）

其實，對贛東北的嚴峻局面，中革軍委及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的朱德、周恩來事先是有所預料的。早在9月3日，朱德、周恩來在注意到國民黨軍有南下企圖後，就致電中共中央局，部署讓東方軍“準備回師”。[18]因為十九路軍根據蔣介石指示，堅守不出，紅軍難覓有利戰機，繼續屯兵福建整體戰局將陷不利。12日，項英致電朱、周，仍強調應“速將順、將攻下”，同時指示：“你們必須注意蔣之行動，如贛敵有配合閩敵之企圖，應有準備的以便迅速轉移，消滅北線主要敵人。”[19]13日，周恩來再電博古、項英等，要求東方軍結束當前戰鬥“迅速北上”。[20]中革軍委復電雖同意回兵北上，但又判斷：“蔣賊仍極力構造永、樂方面之封鎖線，刻未東移，容我東方軍遲於二十日若幹時間再行北上……這樣的時間和空間的條件，還容我們采用各個擊破的手段，先打閩敵，以便將來獨立對贛敵作戰。”[21]中旬末梢，中革軍委實際已在做回師準備，要求紅一方面軍各軍團向贛東方向“迅速派出有力的偵察隊”，[22]準備大部隊移動。同時擬調一軍團往贛東，集中紅軍主力“消滅蔣賊東行的五個師”。[23]博古在給共產國際電報中也提出：“占領順昌和將樂後，我們將向東前進，迎擊蔣介石軍隊。”[24]但是，由於中革軍委對東方軍在福建的戰果心有不甘，回師問題遲遲不能決斷，而將紅一軍團東調紅軍高層也存在不同意見。項英曾致電周恩來，專門解釋紅一軍團東移問題，指出：

此時一軍團在現地挺進活動，破壞敵封鎖線，固然抑留蔣賊主力，但須估量該敵在其開始大舉進攻和發現我東方軍北上時，可能由其遠後方移兵東向。我一軍團……秘密速到宜、南的機動地位，東則可以參加主力作戰，北則可扼敵增援隊之左背，還望加考慮處置。這一問題的本身，就在決定和運用鉗制方面的兵力，而非如你所說將又成只手打人的問題。以次要方向積極的作戰和偽裝，原可以極小兵力爭取決戰所需短時鉗制作用，特別緊要，也是在敵我兵力懸殊情形下抽出優勢兵力決戰之法。當然，不可說平分兵力於突擊與鉗制方面，才算是不是只手打人。[25]

24、25日，鑒於贛東北形勢已十分緊張，周恩來連電項英，要求同意東方軍“趕早北上”。[26]25日，中革軍委作出決斷：“第一方面軍應即結束東方戰線，集中泰寧出其西北地帶，消滅進逼黎川之贛敵。”[27]從這一決策過程看，中革軍委一段時間內對久攻不下的順昌、將樂棄之不甘，冀望能有所得。其實，此時閩西對中共已成雞肋，即使拿下順、將，對全局也無影響，而黎川的重要性顯然要超過上述兩地，在已承認北上必要的大前提下，仍然抑留東方軍於閩西北地區，喪失了寶貴的先機，犯下當斷不斷的錯誤。中革軍委稍後自承“我們在原則上正確下了決心而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在決心本身上有之，而在移動兵力上則更大些），這錯誤就是沒有正確地計上時間”。[28]應該說，這一檢討部分道出了實情。

不過，中革軍委此時不應有的遲延可能還和1933年年中圍繞是否進軍福建的爭論有關，甚至和中共內部的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也不無關系。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周恩來在中共軍事、政治決策圈中的影響進一步增強，他不僅作為出色的政治活動家，同時作為優秀的軍事指揮者被人們所認識。但是，周恩來作為所謂“老幹部派”並不被中共正在執掌實權的年輕一代領導人所完全接納。項英被安排為中革軍委代主席，相當程度上就是希望借此某種程度上限制周恩來的影響。1933年6月上海方面提出組建東方軍計劃後，周恩來提出不同意見，而事態的發展又證明其所慮不為無因，這也使作出決策的中共年輕領導人可能不無尷尬，所以，力圖在福建方面獲得更大戰果，證明東方軍出擊的正確，成為他們的一大心願。從這個角度看中革軍委明顯有悖軍事常識的決策，就不會顯得那麽突兀。

黎川易手，對此後戰局影響甚大。國民黨方面認為：“我軍占領黎川之後，不惟偽東西兩軍為之隔斷，而贛東北與贛南匪區之聯系，亦成支解分離之象……故黎川之克服，實為我軍戰略上之一大收獲，為五次圍剿勝利之先聲。”[29]占領黎川後，國民黨軍還可趁機把贛東北一線一直未構成的封鎖線完成，最終形成江西方面對中央蘇區的完全包圍。針對黎川失守後戰略態勢的變化，周恩來9月28日向項英和中央局連發三電，認為黎川之失，“將使贛敵得先築據點以守”，使國民黨軍占得先機，在此敵情下，紅軍“必須以極大機動性處置當前戰鬥。正面迎敵或強攻黎川都處不利”。[30]要求主動出擊，力圖扳回已經失去的戰略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