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擴紅與開小差（第3/3頁）

討論開小差問題，還有一點不能不說到的是紅軍生活的艱苦。根據地初創時期，紅軍通過打土豪可以籌集大筆款項，隨著打土豪財源的枯竭、根據地經濟上的困窘，紅軍經費日益緊張，供應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紅軍是完全沒有儲糧，單靠雜谷吃飯的士兵，每月只有三元的夥食費。在今天米（每元七升）與食品價高的時候是很苦的，大多數不獨衣裝成問題，並且半數以上的士兵連草鞋都沒有而赤足作戰的……士兵願當赤衛隊而不願當紅軍。”[122]中共報告中也痛心地承認：“士兵生活苦到萬分。”[123]在戰爭背景下，加入紅軍隨時面臨著犧牲的危險，又要承受艱苦的訓練和生活，不少人望而生畏，閩西報告：“一般群眾到紅軍去都為了生活艱苦而不去。”[124]當年的档案文件清楚記下了民眾的所思所想：

過去第四軍回到閩西，只永定一縣就不少農民自動加入紅軍，後四軍到江西去，經過幾個月都請假回籍了，他們在群眾中傳達紅軍的生活如何艱難，我們去動員群眾加入紅軍，他們首先就是障礙，無論怎樣解釋他們都不願意再當紅軍，反轉說，你們沒有當過紅軍，哪裏知道，我自己當過紅軍此系知道得清楚……每次征調紅軍，出於自動加入的，可以說是沒有的。[125]

艱苦的生活，使部分加入紅軍者難以承受，有逃兵承認：“紅軍每天要走一、二百裏路，我們實在拖不得。”[126]王稼祥等也意識到：“紅軍生活這樣艱苦，與士兵的逃跑自然是有關系的。”[127]

應該承認，在蘇區的現實環境下，相當部分新加入的紅軍並沒有非常清楚的政治觀念，老紅軍李林寫於1940年代的一份思想匯報作為原生態的材料，頗值一讀：

本人出身農民，小時候在（也）受苦。家中無錢讀書，十二歲在家耕田，幫人放牛。到十六歲至十八歲，這時候的思想就不想在家受苦，幫人放牛心裏都想悲脫（背著）出來當兵，後來我母親設法我跟我叔叔（繼父）做小生意。當時我就不願意跟我叔叔在一塊，因為他經常打罵我，我不願跟我叔叔做事，經常想出來當兵，面（免）以和我叔叔吵罵。以後紅軍來到我家，就參加本地遊擊隊有半年。後來被地方反動搗亂了，那遊擊隊分散了。我有（又）找正式部隊，來時我母親不讓我出來當兵，以後隊伍開在我家過時，我就跟隊伍走，我母親就躺在路邊哭。當時看到那樣哭，有（又）回去了一次，安慰我母親不要著（生）氣，我到外面不會吃虧，有人會幫助，叫她在家放心。同我母親說這些話，我母親都不讓我出來，後來我就不管家的事情好壞。這就是我出來的思想情形。

……

到部隊後的思想沒有什麽表現，後來就加入共產青年團員。加入共產青年團後，人家告訴我說，加入青年團為無產階級謀利益，到共產主義社會。以後就有人問我，為什麽要加入共產青年團？我就照上面跟照（著）說：要為無產階級謀（利益），打土豪分田地。開始對於這些了解還不清楚。後來在黨內受到教育才懂得些。

一九三四年三月加入青年團，三六年在定邊轉黨……一九三四年在一方面軍一軍團電台當護員，那時候的思想有吃就算了，其他不管。[128]

讀到這一段文字，一個老紅軍質樸的形象可以說呼之欲出，其實，這樣的思想經歷為很多人所擁有。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描述的無數個成長中的“馬鈴薯”組成紅軍這一事實，就可以理解艱苦環境下出現開小差等問題的不可避免性。

另外，從地域因素看，贛南、閩西偏處一隅，歷史上經歷戰亂較少，民眾從軍熱情不像長期經歷戰爭地區那樣高。籍貫湖南的鄧文儀回憶，他出外當兵時，“大多數親友都很稱贊，並且輪流請飯餞行”，[129]這種現象在贛南、閩西很難見到。林彪曾將江西和湖南相比，談道：湖南你再說不行，湖南人他願意當兵。我們這個隊伍到湖南就擴大了隊伍。我們隊伍一到江西，沒有一個江西老百姓願意當兵。我們到福建，福建當然有蘇區，但是也沒有一個人願意當紅軍。[130]

中央蘇區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出現的紅軍、遊擊隊出現的開小差現象，是蘇區一系列社會政治難局下形成的困境，根源在於戰爭的殘酷和蘇區人力資源的缺乏。中共中央指導方針的失誤固然加劇了這一現象，但只是導致問題出現的諸多因素之一，不能要求其承擔起全部的責任。這一點，在赤白對立現象的形成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