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擴紅與開小差（第2/3頁）

開小差現象出現於從征集兵員到部隊服役的各個階段。一是在報名和集中過程中就有大批開小差的：“長汀模範團因為是被欺騙加入工人師，到瑞金集中時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開小差走了。”公略動員2400多人參軍，結果中途開小差的就有千人。“寧化模範團成千人送博生沿途開小差只剩二百余人。”[105]1934年5～7月，第一補充師逃跑317人，第二補充師逃跑44人，第三補充師逃跑265人。[106]二是集中到部隊後，仍然有相當多的人開小差。1934年9月，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因逃亡、生病減員達1800余人，幾乎占到該部總人數的1/3。紅一軍團在1934年7月根據不完全的材料估計，逃跑的也“達二百余人”。[107]三是反復開小差情況嚴重。福建上杭才溪區的共青團員王佳，“在紅軍中逃跑了五次，也做了五次的新戰士”。瑞金黃安區有一個人先後開小差六次，後又被征召，且被任命為排長，“幾乎把一排新戰士都斷送在他手上”。[108]四是軍官和老兵也加入逃跑行列：

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尤其是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博生之送去一團十二個連，而逃跑了十一個團營連長，帶去少隊拐公家夥食逃跑。永豐的營長政委也逃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夥食大批的逃跑。[109]

正規紅軍出現開小差同時，地方遊擊隊逃跑現象也相當嚴重。1932年下半年江西出現多起地方武裝逃跑反水事件：“於都整個一排人的叛變當靖匪；宜黃獨立團一連政委領導三個士兵叛變投白軍；樂安獨立團三十一個士兵的反水到勇敢隊裏去；會昌獨立團……有一連整個在連長政委領導之下，企圖投到廣東去當土匪；寧都城市的赤衛軍裏面大批流氓靖衛團的重要分子，混在裏面被反革命領導暴動，包圍縣蘇，布置罷市，繳東門外少先隊的槍。”[110]“宜樂黃陂新遊擊隊排長政委於十二月廿一日帶所屬人槍廿余，藉打土豪為名，降了崇三都敵人，以後接連又是東陂新遊擊隊一百余人在八都去投降敵人。”[111]由於開小差者人數眾多，對其開展工作也相當困難，龍巖、瑞金等地“都有開小差的同志聯合起來與政府對抗”。洛口“地主武裝及小差團”甚至合作攻進洛口街市，而“黨政機關人員逃避一空，毫無應付辦法”。[112]

開小差問題的日益嚴重，除各地為完成擴紅指標進行強迫命令，造成民眾的抵觸情緒外，各種各樣的利益沖突也是導致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從地方來看，相當部分地區對開小差現象沒有予以充分重視，由於人力緊缺，各地常常在工作中把開小差人員作為有經驗的骨幹加以重用。江西、福建都有地方政府“替紅軍請假、寄路票給紅軍回家”，甚至“拿排長、隊長官銜作引誘”，逃兵“可以擔任當地重要工作”。[113]地方遊擊隊為提高自身的軍事水準也有意留用部隊中開小差者，這些人員在“福建三分區遊擊隊中占十分之七”。[114]同時，有些地方政權負責人“自己的老弟、兒子、侄兒等逃跑躲避而包庇他們，因此其它的隊員也都跟著逃跑躲避”。[115]更有個別地區幹脆把逃兵作為生財之道：寧都湛田區“政府賣路票給紅軍開小差”。[116]正如王稼祥激烈批評的，某些地方幹部“沒有采取必要的辦法對付那些組織逃跑的領導分子，與屢次開小差的‘專家’，相反的甚至有少數分子還在地方機關中工作，在軍事部工作，在赤衛隊當幹部……大大的阻礙了紅軍的擴大與鞏固”。[117]

從紅軍本身看，隨著隊伍的迅速擴展，部隊訓練和政治工作常常滯後，相當程度上影響到部隊建設。由於文化基礎差，政治訓練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部隊政治程度仍然較低：

在三師全師黨的代表大會中，舉行了一次政治測驗，受測驗的人都是黨內活動分子，測驗的結果是：有把羅章龍認為現在中國革命重要領袖的，有把蘇聯和英國當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當為反革命組織的，有主張反對遊擊戰爭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的。最驚人的有好幾個連政委都把國際聯盟當作全世界革命的參謀部。[118]

同時，部隊也存在一些不良現象，包括“不到操不上政治課不識字不做墻報宿娼爭風打架上酒館”，“各部隊都有許多嫖娼的，賭錢的，抽鴉片煙的”。[119]一些地方遊擊隊質量尤其難以保證。寧化縣獨立遊擊支隊營“內容腐敗，吃大煙、嫖姑娘的很多，紀律松弛”。[120]福建莆田遊擊隊更為荒唐，“因沒有錢吃飯，化裝反動軍隊去搶商店，結果給農民繳去槍六枝，被捕隊員七人”。[121]雖然，總體上看這只是個別現象，但仍反映出一支紀律嚴明部隊的建設需要持之以恒，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