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肅反問題（第3/4頁）

現存的一些案例真實反映出當時中共中央在肅反問題上的偏差。1933年，江西宜黃判決的幾個反革命案例分別是，盧章秀：“（一）該犯任黃陂區委少隊部的時候，五月間，往中央總隊部開會，自願報名加入少共國際師，結果回來向縣隊部請假回家，將近兩個多月，不但不去少共國際師當兵，而且堅決不來工作。（二）不經過介紹，自由行動去保衛局工作。”曾彥貴：“該犯於今年三月間到保衛局當看守兵，因看守不注意，走了二個靖衛團，就坐了十余天禁閉。（二）後放他出來，後在保衛局當挑夫，一貫的消極怠工。（三）叫該犯去買米，故意貪汙大洋一元。”羅宦泉：“（一）該犯聯名孟章，堅決擔保反動富農（陳國芳妻），代表土豪說沒有錢，結果把（陳國芳妻）放出來，隨即跑下宜黃城去了。（二）我紅軍獨立營捉獲一個反革命，該犯又親自來擔保。”[22]從文件看，上述幾個案犯都沒有確切的反革命罪的證據，列舉的問題，不足以構成事實上的犯罪，將其定為反革命犯，反映出法律觀念的淡漠。正如於都報告的，在打擊反革命時，“捉了一些造謠的，都沒有多大事實”。[23]

由於政治淩駕法律，定罪隨意性強，冤假錯案發生幾率很高。於都的一個案例很具代表意義：新陂中塅鄉丁福生“用恐嚇的手段，對付紅軍家屬丁昌早要量米給他吃，因沒有滿足他的敲索，便弄國民黨證，到政府妄報丁昌早為國民黨員，當時政府也不加以調查和偵察，聽信所言的話，便把丁昌早家產沒收，弄得丁昌早全家苦不堪言”。也許是丁福生從這種政治陷害中嘗到了輕易得手的甜頭，隨後他“又與丁昌釗因為耕牛的嫌隙，妄報丁昌釗為地主，其實丁昌釗經調查確系中農”。丁福生的行徑固然惡劣，但仍屬於挾嫌報復的誣告行為，並不一定具有破壞革命的主觀企圖，但是當丁的誣告行徑暴露後，卻被定性為：

丁福生的這種企圖，是動搖紅色戰士，故意破壞蘇維埃聯合中農的策略，有意幫助反革命的實際行動，是蘇區裏面的內奸。此事幸經發覺，經於都縣裁判部判處該犯以監禁半年，送交省裁判部審查，認為該犯妄報紅軍家屬為國民黨員，是動搖紅軍軍心，妄報中農為地主，是破壞蘇維埃對中農的政策，很明顯的是反革命作用，應判處死刑，已批復該縣遵照批示執行。[24]

這樣的判決，以判斷代替事實，處理顯然失之草率和嚴苛。

事實上，由於反革命罪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當時許多觸及法律者被加以反革命罪論處。於都嶺背區的謝錦波、謝正月生等十余人“受查田運動浪潮的沖激，便主謀逃往白區”，他們聯系了一批人，其中有人報告了蘇維埃政權，結果這些人“行經梓山地方過，就被區府預先埋伏在那裏的革命武裝，通統捉著，一個也沒逃走……在群眾的呼聲喊殺之下，對謝錦波、謝正月生和豪紳地主富農總共十一名都判處以死刑，並就地執行槍決了。”[25]懲處這一案件中的首犯自無問題，但重判理由、範圍及就地執行的方式其實都緣於反革命這一定罪，而一旦被視為反革命，在當時的環境下，結局就幾乎決定了。張聞天曾明確表示：“在某種條件之下，從法律上說來某個反革命分子槍決的法律根據還沒有找到，但是在群眾的熱烈要求槍決的條件之下，我們把他拿來槍決，以滿足群眾的要求，發動群眾的鬥爭，還是為我們所容許的。”甚至強調：“必須經常使用群眾的暴力去與反革命作鬥爭。一切法律觀念是極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殺的。”[26]

在加緊肅反的思路指導下，執法機關出於慎重對一些案件進行的調查取證工作被指為“機械的法律觀念”，“客觀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與幫兇”。[27]公略縣裁判部長對案件處理較為慎重，重大案件強調送上級批準和材料充分，即被指責為“濃厚的機械的法律觀念”，[28]作為動搖妥協分子典型受到嚴厲批評。蘇區中央領導人公開表示：“不必需要多少法律的知識，只要有堅定的階級立場，他就可以正確的給犯罪者以應得的處罰。”要求：“以後的案件，應隨到隨審，非有特別事故，自受到案件之日起，不得超過三天，就要解決。”僅僅是有“反革命嫌疑的分子，也應即刻捉起，重的當地槍決，輕的押解後方監禁”。[29]領導人這樣的認識加上中央蘇區本就薄弱的法律背景，使法律運用難以健全：“有些地方（會昌、石城），審判案件不是在法庭上公開審判，而是在裁判部長的房間裏，甚有將處死刑的案件，未經過法庭審判，在房間裏寫個判決書，送上級去批準執行，群眾不知道究竟為什麽事情殺人。”[30]同時，逼供成為審訊的重要方式，雖然蘇區有關法令明令“廢止殺頭破肚及肉刑等刑罰”，但又規定“為取得犯人實供，如敵探等有時得用肉刑訊問”。[31]1933年初，中共湘鄂贛省委也提出：“對審訊犯人固然要糾正‘左’傾的單憑刑詢的錯誤，但是認為刑詢便是‘左’傾亦是另一個極端的右傾錯誤。”[32]這實際是在為刑訊手段開方便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