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查田運動：理念、策略與現實（第3/11頁）

衡諸常理，以中共強大的組織力，加上武裝力量的直接推動和介入，在蘇維埃革命展開數年後，蘇區仍然會存在相當強大的地主富農勢力，多少讓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但對於陸續進入蘇區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而言，這樣的判斷並不突兀，作為年輕的革命理想主義者，蘇區人民的現實狀況難以使他們滿意。雖然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但由於革命、戰爭、災害及農村社會客觀狀況多方面的因素，1930～1932年，蘇區生產出現下降局面，農民貧窮狀況未得到根本改變。這顯然是相信革命可以立竿見影的理想主義者們難以接受的，因此，認為地主豪紳“竊取土地革命的果實”，就其思考邏輯而言確也順理成章，而且，解決的辦法必然是要加緊對地主、富農的打擊，“使得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雇農貧農中農身上”。[219]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判斷並不是在查田運動中最後一次出現，抗戰勝利後中共重新領導開展土地革命時，在許多地區這樣的判斷又一次集中顯現。查三代、查“封建尾巴”，打擊中農，許多現象幾乎就是1930年代歷史的重演，韓丁即認為“可以和三十年代的過火行為相比”，而這又恰恰發生在中共集中批判蘇維埃革命時期“左”的錯誤僅僅數年之後。韓丁以自己在潞城張莊的實際經歷生動地描述了這種觀念的根源：

這樣的一場運動是以兩項假設為前提的。第一、潞城縣仍然存在嚴重的封建剝削；第二、一大部分農民仍然沒有翻身。

既然絕大多數有錢有勢的人家已經喪失了公開的財產和一部分地財，那麽第一項假設就難以成立了。然而，鄉村裏還有數以千計的貧苦農民很缺乏成為獨立生產者所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因此財產沒收似乎還不夠徹底。實際上，持久難除的貧困成了那兩項假設的根據，成了進行一場新鬥爭的理由。窮人真要翻身嗎？就得再多找出一些財產來。[220]

對於事後的觀史者而言，注意到查田運動的上述因素，不僅可以發現查田運動本身的復雜性，而且也許可以為認識當年屢屢出現的“左”的錯誤找到有益的路徑。不過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並不可能有這樣的反省機會和時間，當問題被擡到階級對抗的高度時，足以刺激他們繃緊的弦，由於此，查田運動的發起和緊張化幾乎是不可避免。即使是熟諳蘇區狀況並領導過此前土地運動的毛澤東，親身領導運動之初，雖然以自己對蘇區的了解，極力在其中留下余地，但對查田的原則也並沒有提出異議。吊詭的是，查田運動是建立在此前革命不徹底的判斷基礎上，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對毛澤東此前主持的土地革命的變相批評，而毛澤東卻在名義上擔負起領導運動的任務，這其中，既有服從組織的因素，也或有判斷上的困難，和軍事方面的堅持比，顯然，涉及這樣敏感復雜、一時間難以理清頭緒的政治原則問題，毛澤東的態度要謹慎得多。

更讓我們體會到問題復雜性的還在於，當時中共中央在查田運動中屢屢提到的農村階級關系尚不分明的說法，其基礎雖是出於教條化的理論推導，但在蘇區的現實環境中，又不是毫無脈絡可尋。在贛南、閩西土地集中程度有限，宗族組織具有強大影響力背景下，公式化的農村階級分化並不一定是當地農民實際狀況的真實寫照，而以這樣的觀念指導的運動遭遇反激也勢所必然。黎川梅源“因系吳氏一姓，血統親密之故，極能互為維護，毫無幸災樂禍、趁火打劫心理，復無有廣大土地之大地主，以為自相仇殺之導火線”，因此，土地革命展開後，雖然該地也進行土地平分，但具體運作中多有問題。分田時，農民常會用自己的方式陽奉陰違：“將能見到者，以插標為記，各分谷田五石，其余隴畝不能見到之者，秘不均分。其已分配者，耕作之後，仍將其所收之谷，按佃戶例，送還原主。土匪因此懷疑分配不實，於是一再舉行分配，並有所謂查田運動之新花樣出現，但舉行結果，依舊如故。”[221]在贛南、閩西許多地區實際社會狀況與此大同小異背景下，這樣的現象當非個案。正因如此，在國民黨重新占領贛南後，楊永泰注意到：

廣昌和黎川，都是分過田的。分田的小冊子和分田的標幟，統統都有，但是田畦還是維持著原狀，並未敢加以破壞。因為人民反對破壞，說是：田畦一經破壞，田裏就不能蓄水，沒有水就沒有辦法耕種，共黨也無法可施，只好遷就作罷。[222]

楊的說法從中共自身文件中也可得到證實，中共中央的有關文件談到相對多的土地擁有者“利用氏族的關系和影響”[223]保存土地的現象；而《紅色中華》等輿論機關也披露過諸如石城縣蘇維埃主席鄧海如以地方家族觀念庇護同姓同村的地主、富農的事例。[224]這些幹部包庇事例的出現，除宗族、地方觀念因素外，相當部分地區土地擁有者和其他農民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社會生活上並沒有真正的鴻溝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因此，即使是進入主流階層的幹部，在尚未完全自覺堅持中共階級分析立場時，其長期耳濡目染的社會現實仍然影響著他們的選擇。事實上，在中央蘇區的部分地區，土地革命的開展相對順利，而在另一部分地區，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阻力，其中的原因和當地土地狀況的差異應不無關系。正是有著上述實例的存在，使中共中央關於查田的判斷似乎有了一定的根據，但應該看到，無論是尋求宗族的保護，還是利用權力的遮蔽，地主、富農在革命大潮中尋求生存的方式都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弱者特征，保護自己的本能使他們盡一切可能苟延殘存，但能夠以個體的方式保存下來的仍是少數，更難以對中共革命的成效形成實質性的幹擾。查田運動從蛛絲馬跡中發現敵人活動的佐證，再把這些細枝末節加以放大，以此為革命的困難尋找到地主、富農破壞的因由，這是符合階級分析的省事辦法，也是多次政治運動的共同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