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結構性的限制中央蘇區的人力與物力（第4/6頁）

（2）物質資源

中央蘇區大部分位於山區，面積在4萬平方公裏左右，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近代工業很少，生活必需的工業品多以蘇區出產農產品換取。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實行嚴密封鎖政策後，蘇區物質資源的不足日漸顯露，許多當年曾在蘇區者都能回憶起蘇區物質資源的困窘局面：“紅軍供應困難，吃沒吃的，穿沒穿的，打仗缺乏彈藥，加上長期轉戰，部隊得不到休整，個個都像叫花子一樣”。[63]這其中，莫文驊的兩段回憶頗為生動：

有一天，我師一位團長對他的小勤務員發火，勤務員不高興地說：“你再發火，我明天不給你手巾洗臉！”原來，這位團長已經很久沒洗臉巾了，常借用勤務員的洗臉巾。

一次，我師有一位連長在防禦前沿陣地趁黑夜偷越警戒線，企圖逃跑，哨兵發現後，立即令他站住，他還算聽話，沒有繼續越界……保衛幹部把那位連長押到師部，我親自進行審問：“你是起義過來當紅軍的，由士兵升為連長，組織很信任你，現在生活雖然艱苦，但革命是有前途的，你為什麽要逃跑？”他沒有馬上回答我，只是哭，最後難過他說：“我並不怕死，也不怕苦，但是……”他說到這裏停了一會兒，才慢慢說出事情的經過：“前天早晨，我召集全連戰士訓話時，有幾個戰士指著我的褲子笑，我低頭一看，原來自己的褲襠破了，裂開了一個大口子，露出了下身，感到萬分羞恥，急忙解散隊伍。晚上，睡不著，認為自己不好再繼續擔任連長了，便決定逃跑。現在冷靜一想，真是罪過，後悔莫及！”對這位連長的問題，本應按軍法嚴處，考慮他為革命立過功，且態度較老實，認罪較好，故免除他死刑，判5年徒刑，發給一條舊軍褲，送他到後方服刑。[64]

蘇區物資的困乏局面，實行封鎖的國民黨方面自然最樂意看到。早在第五次“圍剿”之初，他們就報告：“匪軍缺乏食鹽棉衣等物，逃亡甚多。”[65]隨著“圍剿”的進行，其封鎖效果日益顯現，國民黨軍報告中明顯可看到幸災樂禍的成分：“我方封鎖匪區以來，匪方對於生活和給養上，已感受重大的困難，現於俘匪的鳩頭鵠面，衣不蔽體，這已是一幕活寫真了。”[66]

就維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而言，糧食和油鹽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中央蘇區所在的贛南屬於糧食略有出超區域，而閩西地區糧食則為入超。不過，贛南的出超有限，且建立在當地農民節衣縮食——“鄉間多用雜糧佐餐”[67]上，基礎不是十分牢固。清人曾寫道：“贛亡他產，頗饒稻谷，自豫章吳會，鹹仰給焉。兩關轉谷之舟，日絡繹不絕，即儉歲亦櫓聲相聞。蓋齊民不善治生，所恃贍一切費者，終歲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則盡以出糶，鮮有蓋藏者。”[68]福建是缺糧省，缺糧差數達30.3%，閩西也屬缺糧地區，時人有言：“閩西、閩東又多為貧瘠之區，米谷產量甚少，人民素賴甘薯為主要原料。”[69]不過，更加具體的材料則顯示，閩西缺糧尚不十分嚴重，正常年份下，勉強維持平衡尚有可能，下表顯示的是1935年閩西蘇區主要地區所在的第七區稻谷產需狀況：

福建省第七區二十四年各縣收獲稻谷數目及盈虧概況表

從上表看，以盈虧相抵，第七區糧食總體尚略有盈余。當然，1935年是糧食生產偏好年景，該區人口又大幅減少，不一定有足夠的代表性。正常狀況下，閩西地區糧食略顯不足的判斷應可成立。

贛南、閩西成為統一蘇區區域後，這裏的糧食供應從原來並不寬裕的狀況轉為緊張。尤其軍隊急劇增加，大批人員湧入，戰爭及土地關系的不穩定又影響著生產的發展，使得糧食問題愈益凸顯。

禍不單行，1932、1933年中央蘇區恰逢災年，加上政治變動及戰爭的影響，糧食收成很不理想。1932年中央蘇區各縣糧產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左右（最高的新泉、長勝為76%和75%，最低的興國、瑞金、萬泰、博生都只有50%），[70]1933年雖有增加，但仍未恢復到蘇維埃革命前的水平。蘇區建立後不久，就出現缺糧問題，部分缺糧嚴重地區如富田春荒時“甚至吃草”。[71]到1933年春，中央蘇區開始嚴重缺糧，陳雲在1934年間談道：“去年青黃不接時，因為某些地方缺乏糧食與缺乏全盤及時的調劑，再加上奸商富農的擡價及囤積，曾經威脅了我們。”[72]當時，“許多地方發生糧食恐慌（如博生城市與贛縣、興國個別區鄉），甚至有因為糧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縣有個群眾吃藥自盡。在興國黃塘區因為兩升米的問題，一個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73]應該指出的是，這種糧食恐慌不僅出現在蘇區轄境，國民黨控制的贛南區域也有反映，1933年5月，陳濟棠曾向蔣介石轉呈余漢謀的電報：內稱“贛南米荒，因無食而吊頸投河者日有所聞。至金坎、快順、崇義一帶均食泥餅，此泥餅亦售六百一斤，職嘗之為香粉餅。現雖已派彭李兩團到萬安掩護谷船來贛，但以水淺每日只行十裏，須月余才能到達”。11月，又報告：“贛南今秋水旱失時，晚稻收獲僅及往歲十分之三。”[74]可見這一時期災害確實是影響贛南地區糧食供應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