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結構性的限制中央蘇區的人力與物力（第3/6頁）

一方面是前方需要大量補充，另方面是後方已經羅掘一空，擴紅難免不陷入強迫命令的窘境。於都軍事部長陳貴公開說：“不用繩捆，有什麽辦法擴大紅軍？”[45]對普通群眾，有的地方“不去當紅軍的就封他的房子”。[46]寧化縣擴紅時，強迫成為主要方式：

城市少共市委組織科到群眾家去宣傳當紅軍，如發現家裏動員對象不在家時，便認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的了，於是甚至把其家屬捉起來。石碧區個別鄉召開擴紅動員大會時，群眾進入會場後，即把門關上，開會動員後讓群眾“報名”，不肯報名的人，便不準他離開會場。方田區軍事部長把不去當紅軍的群眾，派人用梭標解到區蘇去。[47]

擴紅的壓力使各級幹部日子也不好過，許多幹部因完不成任務遭到各種各樣的處罰。勝利縣“硬要全體幹部去當紅軍，結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連幹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個別的自盡的嚴重現象’”。[48]江西“龍崗少共縣委宣傳部長到一個支部去開會，什麽都不說，只一聲命令，支部書記限三天完成突擊，否則殺頭，結果這個支部書記找不到出路吊頸死了”。[49]擴紅中出現的問題，張聞天當時就有充分的注意：

擴大紅軍工作中，強迫命令是常見的事，如若誰一次開了小差，那就非綁起來不可……這種命令主義，在黨的領導者與黨員同志中間也是常常發生的，曾經為了要支部同志報名當紅軍，支部書記將支部同志整晚關在會場上不放的這種奇怪事情……擴大紅軍中間，如若我們完全采用強迫命令的方法，那必然是群眾的登山，群眾的反抗。[50]

可是，在軍事緊急而人力又嚴重不足的狀況下，要保證前方的兵員供應，巧婦又如何能奈無米之炊。

普遍存在的強迫擴紅大大影響了紅軍的素質。在擴紅過程中，為完成指標，地方經常是“胡亂收羅”，各地擴紅“很少注意對質量的選擇，只是為著湊人數亂拉，以致擴大新戰士，婦女小孩要占五分之一，甚至有地主、富農等階級異己分子”。[51]於都工人師征召的三千人中，老人、孩子有122人。[52]集中到部隊中的人員情況也不樂觀：興國模範師成立時，5161人的成分為：成年占65.8%，青年占34.2%，上了歲數的成年人占大多數。[53]福建上杭1932年10月擴大紅軍567人，其中31歲以上的120人，18歲以下的86人，兩者相加占總數的40%。[54]這一比例隨著蘇區的不斷擴紅還在增高。紅軍總政治部1934年4月統計，紅軍戰士中16歲以下的占1%，40歲以上的占到4%，相當部分人員在30～40歲之間。[55]這些人多已有家累負擔，體力也不如青年人，以其為主組成的軍隊，凝聚力和作戰力無法不受影響。

由於戰鬥損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揮員戰鬥減員，許多新兵來不及必要的培訓就不得不投入前線，對部隊戰鬥力也有很大影響。國民黨方面資料記載：紅軍“缺乏訓練，且多新兵，常畏縮不前”。有些新兵“僅訓練六天，即被解到前方，補充、參加作戰”[56]。蔣介石則觀察到：

現在匪軍的精神與從前完全不同，據投誠的土匪說：他們監視軍隊的政委，也不比從前那樣認真了！從前匪內一般政委，的確自己能夠上前督率，自己能夠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這一般政委，到現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來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夠，稍微遇到一點危難的時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57]

中共方面有關記錄也不避諱訓練不良的事實，高虎腦戰鬥中，戰鬥在前線的紅三軍團四師新兵眾多，“許多人還不會投擲手榴彈”。[58]時任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師長的陳伯鈞在部隊發生逃跑問題後也總結道：“幹部太差，我們派去的工作人員不幫助解決實際問題。”紅十三師戰鬥力應屬中上，但大量的新兵補充使其進行射擊練習時，“成績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脫靶”。[59]由於缺乏訓練，“個別部隊在作戰中因傷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隊）而損失的人數有時竟高達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隊中‘正常’減員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間”。[60]

隨著反“圍剿”戰爭的進行，蘇區不斷被壓縮，這使本來就異常缺乏的人力供應雪上加霜，與此同時，為準備即將到來的戰略轉移，蘇區中央又於1934年9月提出一個月內擴充3萬紅軍的目標。[61]面對這樣奇高的指標，基層為完成任務，除強迫命令外實在難覓他路，而這更加劇了群眾的對立情緒，在紅色首都瑞金已有“群眾大批逃跑，甚至武裝反水去充當團匪，或逃到白區去。瑞金河東區和長勝區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62]對於一個在群眾中生存的政黨和政權，這樣的現象出現，真可謂是幾多傷心、幾多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