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紅軍：堡壘的堅強核心（第3/11頁）

嚴格的紀律要求不僅針對紅軍，甚至及於隨軍的民夫，其嚴厲程度不由得讓人驚嘆。對此，蔣介石不得不自嘆不如：“講到軍紀方面，土匪因為監督的方法很嚴，無論官兵，紀律還是很好，所以在戰場上能勇敢作戰，而對於匪區一般民眾，還是不十分騷擾。我們的情形老實說起來，是不如他們！”[291]

良好的宣傳教育及思想政治工作不僅造就了紅軍嚴密的組織、良好的群眾關系，更重要的，對於一支武裝力量而言，還使其獲得了堅強的戰鬥力。在與擁有資源、給養、人員、武器等多方面的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的較量中，紅軍屢屢以弱勝強，就是這一點的最好證明。

當然，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無缺那樣，紅軍的發展過程也不是一馬平川，其間難免有曲折、坎坷，如中共中央領導人進入蘇區後，紅軍發展就出現一些波折。

應該說，中共中央領導人到達蘇區，對紅軍的影響也有正反兩方面。積極方面，毛澤東曾總結出五點：

（一）成分提高了，實現了工農勞苦群眾才有手執武器的光榮權利，而堅決驅逐那些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二）工人幹部增加了，政治委員制度普遍建立了，紅軍掌握在可靠的指揮者手中。（三）政治教育進步了，堅定了紅色戰士為蘇維埃鬥爭到底的決心。提高了階級自覺的紀律，密切了紅軍與廣大民眾之間的聯系。（四）軍事技術提高了，現在的紅軍雖然還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練習，然而一般的軍事技術，是比過去時期大大進步了。（五）編制改變了，使紅軍在組織上增加了力量。[292]

毛澤東這一總結是1934年代表臨時中央政府所作，雖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大體還是反映了當時的實況，不能認為完全是言不由衷之詞；而就消極方面言，1940年代中期撰寫的《在七大的建軍報告》初稿對此有所論列：“在軍民關系上取消了紅軍作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只賦予紅軍以單純的作戰任務。在動員參戰工作上，不懂得培養和愛惜蘇區的人力物力財力以供長期戰爭的適當調用，而是用的竭澤而漁的辦法，在兩年之內便把蘇區的力量弄到枯竭的地步，迫使紅軍不得不退出蘇區去另尋生路。”[293]這一論述觸及問題的某些症結，是中共善於自我批評、力求上進的體現。不過，如果從更廣泛的角度看，蘇區力量枯竭的責任不能僅僅算到中共自己頭上，蘇區本身資源的困乏、國民黨方面的封鎖與逼迫事實上更是肇禍元戎，中共中央指導上的問題只是在內外環境不利的背景下才被放大，進而一定程度上動搖到中央蘇區黨、政權、紅軍的堅強基礎。從我們將要面對的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進程看，當時蘇區某種程度上的“師老兵疲”，既不僅僅是中共本身的問題，也非突然憑空而降，實為蘇區在內外擠迫下遭遇困境的集中體現。

[1] 《贛西南會議記錄（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第628頁。

[2] 轉見王奇生《清黨以後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 《民國時期會昌的國民黨等黨團組織概況》，《會昌文史資料》第3輯，政協會昌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印，1989，第53頁。

[4] 《視察豐城清江新淦三縣報告書》，《軍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5] 《中國國民黨南昌市黨部改組三月來的工作》，南昌《市政半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1934年10月1日。

[6] 《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務統計報告》，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執行委員會編印，1934，第21頁。關於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組織具體狀況，可參閱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有關論述。

[7] 蔣介石：《剿匪區縣長及黨政人員的職責與行政的方法》，《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1卷，第246頁。

[8] 《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35～636頁。

[9] 《江西工作近況（1928年7月3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7～1928年）》，第261頁。

[10] 《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90頁。

[11] 《中央蘇區組織統計表（1932年7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61頁。

[12] 《黨的組織狀況》，《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674頁。

[13] 《福建組織狀況統計表（1930年3月8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冊，第146～153頁。

[14] 1934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特別致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中共黨員人數問題作出解釋，提到中共當時在國內擁有40余萬名黨員，其中江西、福建兩省分別有黨員10萬、4萬人。見《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聲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档案資料叢書》第14冊，第203～2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