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紅軍：堡壘的堅強核心（第2/11頁）

雖然隨著蘇區的發展，國共之間“圍剿”與反“圍剿”戰爭深入持久進行，戰爭的殘酷性凸顯，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民眾參軍的熱情在逐漸下降，但處處仍可看出紅軍受到蘇區人民的真心支持：“當紅軍與敵人持久戰的時候，廣大群眾送飯到火線上去給紅軍吃。在送飯、送菜的時候，路上是成千成萬的飯擔子，群眾送的飯，紅軍主力還吃不完，並且群眾把自己的油鹽、瓜菜不吃，都弄去送給紅軍吃。”[282]1932年初，福建“永定溪南區群眾聽說五軍團入閩，挑許多飯菜在龍崗等了一天”。[283]紅軍和民眾之所以能夠保持如此親密的魚水關系，關鍵在於其蘇維埃革命的政治目標和嚴格的政治、軍事紀律；同時，紅軍的組成更牢固了這一關系。據1934年4月紅軍總政治部統計，中央蘇區紅軍中有77%的人員都來自中央蘇區本身，其中工人、農民成分占98%。[284]這種蘇區民眾子弟兵的特色，使民眾和紅軍具有了天然的緊密聯系，既增進了民眾對紅軍的信賴與愛護，也有利於軍隊紀律的執行，這是外來軍隊所難以比擬的。同時，紅軍始終注意和民眾利益相通，打土豪時往往將收獲的一部分分給群眾，在大多數情況下，“群眾都很熱烈的要來參加分東西”。[285]

紅軍具有良好的組織和宣傳系統，十分注意對官兵進行政治和文化教育，有一系列提高官兵政治和文化素質的措施。陳毅給中共中央匯報中，談到了紅四軍的政治訓練：

（一）講演，由官長召集全體講話，或作政治報告，或作生活批評，或作工農運動概況報告等。

（二）講課，在軍隊有三日的休息，作每日必有一小時政治課，由黨代表擔任去講，這個講演比較有計劃的，或定於一月講演許多題目，這些題目是可以連貫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統的政治智識。

（三）早晚點名講話與呼口〈號〉，則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評或對於明日行動之煽動宣傳等。

（四）在一次遊〈擊〉工作，一次戰鬥，一次行動，經過以後的批評，要詳細向士兵講出來。

（五）軍隊裏舉行識〈字〉行動，簡易的辦法就是要士兵認紅軍的標語，認得一個標語即將此標語包含的意義策略告訴他。[286]

這些措施著眼於提高官兵政治思想水平，顧慮周到、設計細致，無怪乎周恩來主持的《軍事通訊》在刊載陳毅的報告時加編者按說：這裏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如他們的編制，他們的戰術，他們的籌款給養的方法，他們與群眾的關系，他們對內的軍事和政治訓練，他們處置軍中給供開支的原則（官兵夫經濟平等，開支能公開）……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

紅軍利用各種條件加強政治教育。紅三軍團“十一團的墻報平均三天能夠出版一次，投稿人數最多的有八十多人，最少的也有五十多人投稿”。[287]紅軍每個連隊都設置列寧室，作為政治教育和文化學習的場所，曾經和紅軍一同行軍的外國傳教士寫道：“每到一地，不管時間長短，‘列寧室’是必建的。所謂‘列寧室’，實際上就是紅軍讀書學習的一個地方，有時利用房子，有時就自己動手臨時建，8根竹竿或樹杆做柱，綠色的樹枝和竹枝編在一起做墻，屋頂鋪上稻草就算天花板。這個地方就成了他們看書學習或集體活動的地方了。”[288]通過這些持續不斷的宣傳教育，使紅軍成為和中國歷史上其他軍隊有很大不同的一支武裝。天津《益世報》報道中總結了紅軍的三個優點：

一、官長兵士均有政治意識，故能嚴明軍紀，指揮如意，嘗以鏡窺其陣線，見彼等雖在戰壕中，亦時有開會演說之模樣，可知軍事政治化之運動，雖在戰時，亦不放松；二、注意宣傳，該匪軍近水樓台，日受麻醉宣傳，固無論矣，唯彼且將各種標語或用紙印，隨風飄送，或書木片，順水漂出，以圖赤化良善軍民，影響不少；三、應戰沉著，彼匪若取守勢，無論國軍如何攻擊，均不輕易還擊，以致難窺虛實。[289]

上述三點準確道出了紅軍組織紀律的嚴明及對宣傳教育的重視。這些教育，使紅軍官兵了解他們的使命、目標及與群眾的血肉聯系，促進其自覺遵守紀律，保持與群眾的良好關系。同時，紅軍建立嚴密的監督體制，成立紀律檢查委員會，保證紀律的有效貫徹。當年紅軍的日記中記有紀律檢查的實際狀況：

各單位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部隊離開廣昌的情況進行了聯合檢查，到新安宿營後進行了評比：軍團政治部第一，司令部第二，供給部第三，惟軍團部的警衛連、偵察連做得不好，大多住戶的水缸沒挑滿，房前屋後的垃圾也沒清除。供給部各科的住地本來打掃得很幹凈，給老百姓的水缸也挑滿了水，但發現運輸隊有人買老百姓的雞蛋價錢不公平，有一個隊把老百姓扁擔損壞了沒賠償，有的鋪草沒捆好送到原地，門板送錯了也不問。這些問題反映了民夫們還不習慣於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