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國共較量中的地緣政治（第4/14頁）

8月上中旬，蔣介石對紅軍基本是圍而不攻，其中原因，固有對紅軍戰鬥力懼怕的因素，更有怕與紅軍作戰實力受損影響其應對廣東進攻的擔心，同時國內政局不明，蔣自身進退出處難定，紅軍的存在對其也實在難言禍福。此時，寧粵沖突日漸激化，粵方揚言北進，北方石友三及閻錫山、馮玉祥動作頻頻，都令蔣介石頗為頭疼。8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閻回晉後北方尚在醞釀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謀叛，兩廣逆軍思逞，湖南態度不明，此五者應研究而熟慮之。”[285]20日日記記有：“近日最急者為吉鴻昌部處置問題，其次為商震、楊愛源、孫楚之位置。”[286]又到了蔣通盤考慮抉擇的時候了。紅軍方面，雖然蓮塘、黃陂兩役紅軍取得殲滅戰的勝利，但總體上的被動態勢尚未徹底改變，當國民黨軍以絕對優勢兵力轉向東面的黃陂，密集接近包圍紅軍，紅軍處境仍然十分艱難。蘇區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來，紅軍“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刻”。[287]

8月底，形勢再變，因蔣介石戀棧不肯下野，粵方動員日急。9月1日，粵桂聯軍下入湘動員令，並聯合反蔣的唐生智軍隊，開始進兵湖南。9月4日，南昌行營決定大規模收縮兵力，“所有剿匪各軍，除以一部就地監視匪軍外，其余分別轉進，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贛州集結，準備討逆”。[288]國民黨軍開始全面的戰略收縮。

當蔣介石選擇在“剿共”戰場全面退卻時，對粵方的布置卻在加緊展開。9月12日，蔣介石通過同桂系李、白關系密切的吳忠信聯絡汪、桂，囑其告粵桂方面自己願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強迫方式，更易進行”。[289]粵方收到蔣介石的示意後，隨即將部隊後撤。9月17日，陳誠寫道：“昨接各方情報，粵逆已撤兵……聞總司令明日可抵贛，此後或先行討逆，或繼續剿匪，均待總司令到達後方能決定。”[290]陳誠的疑問，在次日蔣介石的日記中有明確的答案：“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暫停“剿共”軍事已成定局；“對粵決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共為四屆委員，余在四全會中引咎辭職，而屬陳蔣蔡等應之，如粵不從，則以武力牽制之”。[291]這是蔣日記中罕見的自曝陰謀的一段，別具意味，透露出其對粵方承諾的所謂下野純屬緩兵之計，真實意圖是準備以陳銘樞十九路軍和陳誠十八軍南下鉗制廣東，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擁戴、迫粵就範的好戲。顯然，蔣介石對付黨內紛爭比對付中共更有辦法，而他9月18日的重返江西目標已不在中共而在粵方。

在蔣介石預定的這場戲中，銜命準備南下的陳銘樞是唱紅臉擁蔣的絕對主角，不過，蔣介石不會想到，此前不久，陳銘樞正跟鄧演達聯系，“決定利用蔣要我出兵圖粵的機會，另開局面……占領東港和閩南一帶，然後推蔡元培領銜，我與擇生共同署名，發表對時局宣言，呼籲和平，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相號召；對寧粵雙方則采武裝調停辦法，建立第三勢力，以圖控制整個局勢”。[292]雖然鄧演達被捕後，此事未再進行，但此時提出十九路軍南下潮汕，不排除是陳銘樞為實現自己計劃聳動蔣介石作出的決策。如果不是九一八事變終止了這一切，這場戲真不知該如何收場。

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是在國民黨內部再一次發生嚴重分裂的背景下進行的，雖然相對中原大戰前，這次分裂沒有演變為寧粵雙方的軍事沖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終存在。沖突刺激了第三次“圍剿”的迅速展開，並意外造成國民黨軍有利的形勢，但也嚴重影響著蔣介石的“進剿”決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後立即選擇保存實力。這其中的曲折變化，非常鮮明地印證了毛澤東當年所論述的紅軍存在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國民黨內部的沖突：“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293]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的進程與國民黨內部的震蕩離合密不可分，這事實上也是觀察國共“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始終不能忽視的基點。

由於指揮者對自身優勢的善加運用及戰爭決策中的天才表現，中共方面第三次反“圍剿”涉險過關，結局堪稱圓滿，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視的問題。反“圍剿”期間，紅軍損傷“約六千人”，[294]這對於總數僅為三萬人的紅軍來說顯得大了一些，如果沒有寧粵沖突的因素，紅軍獨力打破“圍剿”的難度應可想見。從第三次反“圍剿”的經過可以看出，其成敗常在一線之間，內線的根據地內的作戰雖然有地利人和的優勢，但在國民黨軍日益增強的軍事力量壓迫下，充分發揮的可能性已經受到相當制約，單純依靠大膽、靈活的指揮其實也隱含著失手的巨大風險。所以，毛澤東後來說：“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295]這既是針對第三次反“圍剿”後國民黨內部整合加強，紅軍作戰環境更為艱難而言，同時也應是大戰之後的有感而發、經驗之談，論史者切切不可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