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國共較量中的地緣政治（第3/14頁）

如國民黨方面所發現的，7月中下旬，紅軍主力向西北方向開動。7月22日到達於都北部銀坑、橋頭地區，7月28日，進至興國高興圩地區，在長途跋涉之後，進行短暫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澤東判斷富田方面國民黨軍力量薄弱，指揮紅軍主力由興國高興圩地區向富田開進，“以繞入敵背搗其後路，使敵動搖震恐，然後消滅其大部隊之企圖，決定先奪取富田、新安”，[275]試圖在此打開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圍剿”由西向東橫掃的一幕。

但是，紅軍此次千裏回師，目標太大，很難不被察覺，加之國民黨方面擁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紅軍大部隊隱蔽行動的困難。[276]長時間的長途行軍，對紅軍保持戰鬥力也是一個巨大考驗。而紅軍的進軍方向，雖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卻也在蔣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從容應對。因此，當紅軍發出進攻命令後，形勢其實不容樂觀。右翼贛西南地區，雖然不是初期國民黨方面的主攻方向，卻是其鉗形攻勢的落剪之處。30日，陳誠的第十八軍主力由寧都開至龍崗一帶，正“待命龍崗”，[277]隨時可以向富田進發，十九路軍更是在此蓄勢已久。紅軍出動當天，國民黨方面又偵得動靜，作出一系列嚴密部署，十九路軍和十八軍這兩支“進剿”軍中最精銳部隊分扼南北，東邊有第三路進擊軍及正趕往興國的第六、第九師，西邊是贛江天險，紅軍大有墮入對方包圍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蔣介石在日記中信心滿滿地表示：“據飛機報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萬人由興國經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進，來抄襲我十九軍之側背，幸發覺尚早，布置猶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嚴令六、九兩師星夜進攻興國，俾得夾攻，如能如計，則贛南赤匪或能於此一網打盡也。”[278]

面對危機，朱德、毛澤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當察覺富田一帶國民黨軍已有嚴密防範時，紅軍立即改變計劃，折回高興圩地區。毛澤東後來回憶：“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裏容許我軍集中。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279]蘇區中央局在稍後的電報中對此描繪簡單明了：“兩月奔馳，全無休息，疲困已極，疾病甚多。既入興國，倉卒應戰，初向富田，折回興國，由西向東，深入黃陂，又疾馳五百裏。”[280]8月5日，紅軍在對方重重大軍中，采取中間突破方法，向其相對較弱尚未合圍的東部突進，在國民黨軍相隔僅二十公裏的空隙地帶銜枚疾走、乘夜穿過，安全進到蓮塘地區。紅軍向東突破後，戰場形勢為之一變。7日，紅軍在蓮塘主動出擊國民黨軍上官雲相四十七師，迅速殲其兩個團，接著又乘勝在良村追殲退卻的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兩個團。蓮塘、良村之戰後，紅軍兼程東進，8月11日，一舉突入黃陂，殲毛炳文部兩個團。

在不利處境中，紅軍不但順利擺脫，而且居然可以反戈一擊，這在蔣介石心間蒙上濃厚的陰影，使其清楚認識到“剿共”必須要付出的重大代價。8月10日，他在日記中計劃今後作戰應“注重據點，不多追剿，俾得節省兵力，免得疲於奔命也”。[281]黃陂戰鬥後次日，蔣再次在日記中表示：“剿匪之難，甚於大戰，彼利用地形熟識，與民眾協從，故避實擊虛隨其所欲，而我官兵則來往追逐疲於奔命。”因此，他調整今後的計劃為：“如欲剿滅赤匪，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構築據點，開闊道路，發展交通，使匪無所藏窩，而官兵行動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282]顯然，其進剿信心已嚴重動搖，不再期望迅速“剿滅”紅軍。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快而劇烈地修改其“進剿”思路，軍事上的挫敗及“剿共”遇到的困難自是直接誘因，在第一線實地接觸中共後，其對紅軍原來多少存有的輕視心理終於一掃而空，意識到解決紅軍絕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發動“圍剿”與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樣，其思路改變和國內政治形勢也息息相關。無論表面唱出多少高調，蔣內心其實很明白，此時對其最高統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脅的並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內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實力派。就蔣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戰爭中輕松取勝，形成在國內政爭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實力代價又並無多大進展可能，則一定要細加掂量。所以，雖然蔣在接到兩廣方面詆其“剿共”不力訊息時大聲喊冤：“聞粵偽府已下討伐令謂余聯共，謂余剿匪不力，嗚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誣陷人過至此者乎！”[283]但兩廣方面的這種說法其實也未必純為誅心之論，同樣的懷疑處處可見，即連他的親信部下陳誠對其態度似也並無把握，“圍剿”期間曾在家書中說到，對中共“如能繼續追剿，不出一月當可根本肅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決心否？”[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