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從毛澤東眼中走進蘇區（第4/17頁）

從占地比例看，中農占地一般稍稍超過人口比例達到35%左右，或居於第一，或次於地主居第二。浙、皖、閩、蘇南235縣中農占地為33.65%，[87]江西28村中農占地32.2%，其中蘇區12村為30.42%；[88]南康樟木鄉全鄉土地4508畝，其中中農占1762畝，占39.1%。[89]這樣的比例在閩贛地區具有普遍性。閩西由於公田比例龐大，中農占地比例稍小一些，長汀土改前中農占地17.6%，但這一數據是以公田占有49%為背景的，而且其在各階層中仍然屬於占地比例最高者，遠高於地主、富農的7%。[90]

從人均占地看，中農“稍高於全鄉每人平均土地數的較多”。[91]雖然如此，在中央蘇區，由於可耕作土地較少，中農人均擁有土地的絕對值仍然很低，福安古田七保村中農人均占地1.27畝，[92]南塘保中農人均占地1.11畝。[93]這個數字在當時土地收獲量低下的情況下，並不足以做到自給自足，所以相當部分中農還要佃入土地耕種。

從生產資料主要是耕牛占有情況看，中農更具有較大優勢。據對福建14縣22個村的調查，耕牛占有情況是：中農占有耕牛總數的55.69%，貧雇農占有32.63%，富農占有8.76%，地主占有1.12%，其他階層占有1.8%。[94]古田縣七保村全村耕牛72頭，10戶地主沒有一頭，2戶富農占有14頭，102戶中農占有40頭，178戶貧農占有15頭。[95]江西九江縣石門鄉解放前中農占有耕牛、農具的比例分別達到46.6%和50.47%。[96]湖南桂陽樟市鄉中農占有耕牛、農具的比例最高，分別為41.88%、45.31%。[97]中農在人口、土地及生產資料占有上的重要地位，使其動向對農村社會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蘇維埃革命時期的中共話語中，中農一直是聯合的對象，只是在聯合的地位和緊密度上隨著判斷的變化有所差異。蘇維埃革命早期，中共曾認為：“至於自耕農亦只能希望他們在土地革命中中立，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就拋棄自耕農、中農、小商人，而且還是要聯絡他們。”[98]這是從較松散的層面談論聯合中農。隨著蘇維埃革命的深入進行，中農在農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到更充分的認識，中共六大決議已經把聯合中農放到戰略高度予以考量，強調：

聯合中農是保證土地革命勝利的主要條件。貧農與農村無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而鬥爭，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動力，而與中農聯合是保證土地革命勝利的主要條件，中國共產黨提出之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政綱，必能得到廣大的中農群眾的擁護。因為中農群眾也是受地主階級各種封建剝削壓迫群眾中的一部份。[99]

雖然就理論上而言，中共從未懷疑過中農的重要性，但中農和貧雇農畢竟是具有不同經濟利益和經濟地位的兩個群體，尤其在動蕩的政治運動期間，這種利益沖突更容易被誘發。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從階級分析立場出發，中共對貧雇農的信任度當然要高於中農，“依靠對象”和“聯合對象”的提法明顯表明了兩者在中共心目中的不同地位。從中共的階級分析系統出發，被定位為農村中小資產階級的中農，確實難以和貧雇農的半無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身份相比。在此背景下，像貧農團這樣被認為是“鄉村蘇維埃政權的柱石”[100]的貧雇農的群眾組織，在階級話語中擁有絕對強勢地位，有報告寫道：

由開始組織以來，對於貧農、雇農中很有效力，因在平分土地與反富農鬥爭中特別表現了它的力量。一般貧農、雇工許多問題多找貧農團，多有鄉蘇維埃是另外的“官府”，而貧農團是他們的“家庭”之勢……有時因反富農鬥爭與當地蘇維埃有不同意見，該貧農團即說蘇維埃袒護富農，蘇維埃即說貧農團侵占中農。一個要鬥，一個不要鬥，在發生沖突時，多系蘇維埃負責人被貧農團捆打。[101]

貧農團和蘇維埃之間圍繞著中農問題的沖突，頗具意味。盡管蘇維埃本身就是一個以保護貧苦大眾利益為職志的階級政權，但面對貧農團這樣純粹的階級組織，在階級話語具有壓倒性的政治優勢背景下，有時也會顯得力不從心，遑論貧農和中農之間的直接對壘。所以，中共在組織貧農團時，雖然一直強調“貧農團的會員雖只限於貧農以下的人，但絕對不是反中農的；相反的，它應在一切活動中吸引中農於其周圍”，[102]但正如貧農團與蘇維埃政權在對中農的判斷發生沖突時所顯示的，作為農村兩個具有重大影響的階層，貧農和中農的利益並不總能一致，當雙方利益發生沖突時，中農的命運事實上就已經被決定了。蘇區社會政治的排異性及在階級話語下置身中農和貧農間的尷尬處境於此顯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