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形勢與新任務（第3/3頁）

我們現在對於敵人軍隊提出的任務，已經是奪取敵人軍隊要比瓦解敵人軍隊更重要些……在空前未有的民族反帝高潮之下，只要我們作了相當的工作，有時候甚至於簡直不充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把這個軍隊從帝國主義後備軍和中國反革命的武裝支柱，變成為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以及賣國賊底戰鬥力量。

我們的軍事工作，現在當然仍和以前一樣，主要的是奪取士兵群眾。但是，我們現在同樣應當注意在敵人的下級以至中級軍官成分當中的工作。譬如，在下級軍官和各種軍事學校的青年學生當中，有許多是真正熱誠的所謂“愛國志士”，他們真正願意為民族解放與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拼命。[49]

王明要求爭取中下級軍官，並把爭取敵人軍隊看作比瓦解敵人軍隊更重要的任務，表明中共對國民黨軍隊的判斷已在持續發生變化。1934年11月，王明進一步談道，在武裝保護祖國的旗幟下，中共不僅可以奪取南京部隊中的很大一部分中下級軍官，而且還有更多的可能：

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甚至一部分高級將領，在自己軍隊和廣大民眾底革命情緒逼迫之下，不能不實行公開的反日反蔣武裝行動，同時，就不能不允許共產黨和革命組織在他們統治範圍內公開宣傳和活動自由，結果時常形成很便利的條件，可以使我黨不僅有奪取很大部分軍隊，而且甚至整師整軍的隊伍到革命運動方面來。

我們黨在敵人軍隊中工作的目的，已經不僅是在於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於奪取他們到武裝挽救祖國鬥爭方面來。[50]

這一系列的認識，事實上已經相當程度上觸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問題，為共產國際七大期間，中共提出建立除少數人之外的各政治力量抗日大聯合奠定了基礎。王明主持起草的“八一宣言”宣示的統一戰線方針，是蘇俄和共產國際調整中國革命政策的邏輯結果。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中國黨的代表，王明在中國問題上的看法，對共產國際的政策也應有其重要影響。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及王明在蘇俄、共產國際指導下作出的政策轉變，和其處身莫斯科，相對離開國內國共對立的殘酷環境，可以盱衡國內及世界大勢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莫斯科政策總體向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趨向，折射出國內國際局勢已在悄悄發生深刻變化，提示著中國革命在形勢成熟時，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新的抉擇。其潛流所及，會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只是這些對當年處身國共對抗前沿的中共中央而言，還太過遙遠，生存，尚為中央蘇區的不二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