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形勢與新任務（第2/3頁）

堅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即無產階級的政黨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評和揭穿統一戰線內團體中的一切不澈底，動搖，叛變，變節，投降的企圖和事實。堅決的無情的反對右傾分子把奪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策略，變為投降和作資產階級尾巴的一種企圖和趨勢。但同時要和“左”傾關門主義，及在政策的實際工作中想跳過現在階段的企圖和趨勢宣布無情的戰爭，因為這可過早的破壞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現在所規定的必須的統一戰線。並且這在客觀上實際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39]

同月，王明發表《東三省情形與抗日統一戰線策略》一文，重復了指示信的基本內容，同時批評：“中國共產黨底東三省組織，犯了許多策略上的錯誤。東三省組織不懂得和不善於實行反日的統一戰線的策略。”[40]

1933年11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3次會議上，王明發表講演，就蘇維埃建設和軍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觀點。對於中共正在面對的第五次“圍剿”，王明強調，中共中央正在執行的軍事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

反對那種“左”的冒險的傾向，其具體表現，就是完全否認有暫時地部分地軍事策略上的退卻底可能和必要（例如，為避免和敵人過大力量底作戰；或者為的抽出時間準備和找到好的機會再作進攻等等），就是對於保存紅軍實力有第一等意義這一點估計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機械地了解鞏固根據地任務，甚至以為可以犧牲大量紅軍力量去達到這一目的。[41]

對於蘇區的經濟政策，王明肯定：“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了專門關於合作社條例（譬如在中央蘇區在這一個時期中就成立了五百個以上的生產、消費和信用合作社）；關於國家和私人的借貸條例；關於允許在蘇區工商業投資條例；關於征求專門人材啟事；關於工人監督生產和在蘇維埃監督之下允許土地買賣的條例；以及關於禁止不斷平分土地的指令。”[42]同時他批評：“許多黨和蘇維埃組織對於在中農當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夠，而且有時候對中農的關系不正確（首先就是左傾幼稚的態度）。”[43]這些，或者是中共中央已經采取的，或者是王明希望中共中央做到的，其核心內容都體現著糾正此前過激方針的思路。

王明講演中有一段話特別引人注目：“在黨和群眾組織當中，有許多同志對於黨的任務底了解和執行，時常是一成不變地、瑣碎地、教條式地，時常是不曾估計具體的主觀和客觀的條件，不曾在新的條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黨應當在這個問題方面，起一個根本的轉變。”[44]王明在此要求不能教條地、一成不變地對待黨的任務，而應根據主客觀實際，在新條件下采用新方法。頗具意味的是，正是王明，日後被作為是這一時期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王明這個名字，在許多人心目中，幾乎成了教條主義的代名詞。

當然，王明強調應拋棄教條的態度並不等於他本人就不教條，評判歷史人物，更應該注意的不是其原則闡述，而是其實際作為。就此看，這一階段，王明確實表現出了比較理性的態度。1933年12月底，王明在莫斯科與即將回國的中共幹部談話時，批評中共中央濫用機會主義帽子對待幹部，強調這樣做使得“中國黨的同志差不多沒有一個沒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失了‘機會主義’原來的政治上的嚴重性”；同時，“大家都駭怕，因此壓殺了同志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45]次年4月，他和康生兩次致信中共中央，再次批評黨內鬥爭“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或誇大的批評”及“黨內鬥爭方式”不策略的弱點，明確表示不贊成中共中央反羅明路線時，“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於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系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的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46]

王明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客觀上起到了保護毛澤東的作用。和在中央蘇區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不同，遠在莫斯科的王明既不會感到毛澤東的潛在威脅，也不需要通過批評前任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因此，他可以以平靜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1934年3月，當蘇區中央提出“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47]時，有王明參加的共產國際書記處會議作出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48]這一決定對毛澤東當然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1934年前後，王明通過對國內外形勢的系統分析，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一些不應忽視的新思路。在談到針對國民黨軍的兵運工作時，他明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