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選制在天津

光緒三十二年（1906），天津縣議會選舉，行成年男性普選制一人一票制全額連計法。五月六日至八日初選，產生選舉人團一百三十五人。六月十五日復選，選舉人團互選，產生議員三十員。以上兩輪選舉制度與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相同，唯一區別在於不承認積極公民、消極公民差別，以跨越式發展直接與國際最先進經驗接軌。倘若雅各賓選舉法可以自居激進，天津選舉更為大眾民主，頗難視為保守改良主義。本屆選舉奉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命試點，同期試點者尚有警政、司法裁判所，直隸新政常居全國第一。天津新政有八國聯軍天津臨時市政府奠基，成事較易，袁氏不得掠美。然推動地方自治，推動責任內閣制，鼓動廢軍機，台諫指為神奸，壽陽相君斥為有不臣之心，幾危其身，其立場之激進，已居“體制內改革派”之首，不類後來者臆斷之“行政改革替代政治改革”。

政治自由、社會放縱、遙遠的鏡子

陳寅恪“雙重道德標準”致“賢者拙者”以雙重義務而亡，“巧者”以雙重權利而興，據真人實事而言，絕非泛論。

眾人耳熟能詳者，莫過胡適“小腳太太”，即片面放棄儒學傳統男性家庭特權而承擔男性家庭義務，片面奉行立憲民國積極公民義務而放棄基本公民權利。陳獨秀、周樹人、吳虞、邵振青則反是，行使舊男子家主之權而遺棄發妻，享受杯水主義性自由而不負責任，絕不放棄士大夫特權同時以激進革命收廉價名譽。

民初自由派與激進派往往政治同盟而私行氣類難合，皆出前者僅愛政治自由，視社會責任感為神聖不可犯；後者以社會革命為重，以政治自由為皮毛。就學理而言，二者皆出西洋；然前者精而實，後者粗而偽。

“遙遠的鏡子”以其神秘感，最能發揮心理學“羅夏墨跡”作用。原圖無意義，觀者判讀之異，確能反射觀者隱秘內心欲望。章士釗夫婦遊英，見其小民愚鈍、愛鄉、愛家，廢然不言革命、婦解。胡適親歷北美，知其清教標準家庭保守、自制、勤儉，忌性自由過於儒者，唯公共責任感為華人萬不可及，然則聽者寥寥。新生代所愛之西洋，固非真西洋，實系自身欲望投射物，“挾西洋以駭腐儒”而已，其不愛政治自由（民初已有構架，然則其需索於積極公民者多而酷，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士大夫所能堪，非自由散漫順民散沙所樂從），寶愛[3]社會放縱，自投於社會革命，有其心理必然性（而非歷史必然性）。

不幸社會之為物，不能或不樂自治者必受他治，民間社會破壞愈徹底、道德責任感愈低，愈須於霍布斯叢林與全能國家之間選擇其一，二者共同之處在於弱者受虐於強者非但遠過於立憲政體，甚至遠過於舊式家長君主制。全能國家管制嚴酷程度必然與社會解體或社會革命徹底程度成正比，一切民間組織消失後，舍國家、社會二者合一外，實已別無維系動物性生存之術，而尚可望（並非必能）維系者亦僅存動物性生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