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恩自淺胡自深

蠻夷猾夏，中國不絕如縷者數，影響及於華夏世界憲制及路徑，至深至大，非徒歷史之半，實與歷史相始終，牽涉之廣，遠遠超出事實範圍，深入元歷史或道德價值復合體境界。迄今一切專業史家，於此重負無不心膽俱裂，故而本文只知觀照，不作考訂。讀者必須具備文化形態學前理解，同時信任作者記憶力猶如信任羅馬教皇。

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請自滿蒙始。

滿蒙拓殖，屬於“內亞次級殖民主義”[135]問題，依托東清鐵路，以“滿洲國”時代為拓殖高峰。滿蒙日益窘困，求庇於日本，乃造成日中戰爭之直接原因，一如國府求庇於美國，乃造成日美戰爭之直接原因。“滿洲國”立制，以復辟民初“五族共和”（國民革命鬥爭對象）為辭，以平衡漢民優勢為國本，然不能阻止直魯流民用腳投票及其沙丁魚淹沒戰術。拓殖退潮，始於太平洋戰爭-關東經濟管制及經濟衰退。

明之華夷秩序，以蒙古為敵體，以女直朝鮮為屬國，故而蒙古構成明國政治犯主要避難所。武宗以疆，臣民幾於無歲不叛，跨邊墻出亡、為蒙軍引路者相繼於道。僅世宗一朝，白蓮教徒出亡者以百萬計。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孫夷狄。由此觀之，漢文化之無限同化能力純屬神話。女直朝鮮之於遼民，血統無大差別。安北府外韓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後裔。建州酋長不雜漢家血統者鮮，滿洲為後出之神話。

元之上都遼陽河套，農業人口繁盛，見於西方及伊斯蘭記載，其中必有大量漢民。明興，亞述式大流放橫掃全國。[136]鳳陽花鼓、洪洞槐樹之對應物有二：遷口外居民以實內地；強制內地胡人改漢名，聯姻漢民。顧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漢姓之雜糅。明初武臣為胡人改漢名者畸多，不遜於唐。無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時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遼金口外居民有延續性，中原內戰不斷驅民出塞。遼亡，郡縣北界已逾民國以前任何時代。此類居民後裔若非為蒙古所殺，勢必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內亂出塞者亦以百萬計，似乎並未貽北狄重大政治問題，而番將胡兵與唐五代相始終，余波及於楊家將-河東吐谷渾集團。開邊問題=雇傭番兵問題；藩鎮問題=番兵不能漢化問題；廢藩釋兵=無胡化即無戰鬥力問題。[137]

五胡北朝，胡人貴族集團與東京儒化世族共治，演為隋唐政治及戰鬥力基礎。同時，內戰不斷驅逐失敗者出塞，而後無聲無息，唯有解為胡化泯滅。

漢魏徙戎保塞，實質在於馴犬禦狼，終至狼犬合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然內地生育率下降（意義體系崩潰之確鑿證據），光武以來積極解除地方武裝、推行內地非軍事化，依賴雇傭兵乃遲早之事，而胡兵永遠構成雇傭兵之最忠誠、淳樸、善戰部分。此際，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記錄。

戰國秦漢期，塞內外文化斷層尚不存在。匈奴體制不同於鮮卑突厥，顯系戰國之余，酷似鮮虞、中山、樓、代[138]之屬。相邦（即漢之相國，避高祖諱而改戰國舊稱）領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當時儒道猶有憲制意義，並非君主個人偏好，實為貴族封建制投影，證明法家—官僚集權制—軍國主義發育遲滯。鮮虞、中山於列強競相廢封建、立郡縣之際大行儒道，啟趙主父（趙武靈王）覬覦之心，即為顯例。此時夷夏犬牙交錯，尚未一線隔絕。趙王歷代聯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異族。漢家刻薄寡恩、單於寬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專制之別。匈奴若能於景武之際問鼎鹹陽，其效力猶近於封建憲制-多國體系復辟，迨周之薄海、楚之臨河、秦之叩關[140]順流而擴大，非後世胡漢文明戰爭可比。然武宣雜霸王道、陽儒陰法，歷史步入終結；鮮卑代匈奴，即無責任阿米巴組織取代負責任復雜組織，此後不再有路徑選擇機會。

漢匈戰爭實質後果，在於塞外政治組織日益退化，過渡文化區一變為斷裂帶，簡陋部落因耐破壞力強，日益取代復雜制度；塞內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學與官僚化國家結合，春秋民兵、戰國義務兵日益為雇傭兵取代，胡兵乃雇傭兵邏輯終點。此間沒番漢民有記錄者，皆聯姻胡女而後胡化消失；降人有記錄者，皆化為漢家雇傭兵，為五胡先聲。屬國制實質在於避免漢化，保持其戰鬥力。

[1] 根據《論語》、《春秋》三傳的記載，春秋末年魯國的政治社會形勢如下。魯君為周公嫡系，周禮盡在魯。國人是西周貴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統治階級身份君臨土著，祭諸侯宗社。野人（鄉下人和土著）沒有統治階級資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於亳社（殷商-環渤海文化圈的傳統祭祀）。國人內部的融合已經相當徹底，殷周後裔對魯國的認同相去不遠，他們的主要問題在於國君和執政貴族的黨派糾紛。野人對魯國缺乏認同，但魯國日益需要爭取他們的支持。國君（含宗室世族）、國人（孔子一類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沒有政治權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鬥爭。魯定公時代的政變中，執政的黨派感到有必要爭取各階級的正式盟約。這種形勢非常接近約翰王時代的西歐封建：各等級的勢力均衡產生了某種混合政體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