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馬可波羅”之後

沃勒斯坦、弗蘭克之“亞洲中心論”，泰半依據明清史料，以白銀輸入為發達，適得真相之反。[116]明之用銀實乃金、元、洪武三朝官家紙幣信用破產之無奈雙輸。初，宋之銅幣信用極佳，歲歲闌出，以致銅料短缺，奸民私毀銅器銅錢出口皆為重罪，終至官府管制一切銅器作坊，而宋錢出土東非者[117]巨萬。此貨幣輸出（非輸入）方能證實經濟中心，與後之全球好藏美元同義。

唯於此種背景下，民間紙幣始能產生。此時官方通脹法仍不出漢武、戴裏克先之劣幣、大錢二術，限於金屬鑄幣技術問題，貶值自有限度。蔡京行新法，造當十大錢，已盡所能，而造紙、印刷兩大發明結合為紙幣，官方且無須如私商顧信用，國人不免於享受歷史最早之惡性通脹。馬可·波羅盛贊大汗紙幣之便，滿載東土軟實力西歸，不及見元末錢法之濫。洪武得國，一切反動，厲行小農本位主義，痛斥宋、元計臣為奸邪，獨於寶鈔愛不釋手，給賞支俸皆用此，視同沈萬三聚寶盆。未幾，寶鈔市值不抵面值百二，工商失業，貧民餓斃。

明祖父子皆有布爾什維克性格，好大喜功而拒付代價，於是計臣苦矣。奧爾忠尼啟則[118]行五年計劃之妙術，端在以左輪指總工程師頭顱數一二三。明初之計臣多誣死，存者如夏原吉亦系鐵練辦公，為成祖渡漠、鄭和西行籌款。明此，方能理解洪、宣後儒士翻身，恨鄭和入骨，必毀記錄以絕其根。小民之實力尚不如儒生，翻身非彼敢望，唯行消極逃避術，見官紙幣而遠之，創造最先行紙幣之奇跡不及三百年，再創最先廢紙幣之更大奇跡。碎銀一切不便，唯一優點在剪切易，官方無從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