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義而國亡[61]，天何為而此醉[62]

先聖之道，百家祖述，迄於魏晉，其脈漸窮。後王負救時之譽者，曹公武侯以降，無不意態蕭瑟，有抱殘守缺之態。政令猥雜，唯求速效粗安。新莽、清流執著國本、澄清天下之志，不可復得。自仲長統泣百王之弊，至符氏（前秦）、宇文氏尊經復古、用夷存夏，寂寂如長夜。究其細故，衰周諸子定策，猶如摩西遙指迦南，有志未遂，實天之所惠。西京政本，黃老、雜霸、醇儒，次第登場，信用相繼破產。吾子吾道之不足恃，在所難掩，殊非“世無明王，途窮而後見吾子”自解。怎奈兵農錢谷之俗務不可一日稍歇，不能不以鄉願之“中道最大公約數主義”[63]填之。人類綿衍景長，端賴禮樂典章尚在，足以憩有生未生之願景。文明之衰，無不自士人之道窮始，猶日之淹，猶根之枯，寒霜雖遠，枝葉尚翠，而宿命已定，待絕而已。魏晉六朝，其太陽澌滅、陰影淹沒大地所需之八分鐘歟。

江左紹緒，大略言之，不外乎一曠日持久之道統政統退化史。上承東京勝流之文治政權，下啟建鄴陳家之戰鬥政權，其間則為坐食遺德、日漸萎弱之清流政權。清流之下，寒人武夫時時暴起，以霸術行興奮劑政略，再四淪入清流名士柔性規訓之手。曹魏、劉宋為其顯例。每經一度霸術，必有片刻師武臣力之壯，而後繼之以長久之虛脫，終至頹勢甚於前朝。文治愈淺，則政統愈弱；霸術愈甚，則建鄴政權愈有朝不保夕之嘆。梁陳之變，陳武借洞、獠之力僭大位，徑以無名編戶之家姓為國號，破亙古易君，封號須據歷史資源之成例[64]，湯因比所謂“內部無產者”之反攻倒算，至此功德圓滿。陳亡，禪代政統所籍之漢魏故事亦亡。漢璽歷新莽漢魏晉宋齊梁自若，獨亡於侯景之亂[65]，為法統喪敗添一注腳。或曰寶物存廢，出於偶然，此不思之論也。設若繼統政權仰仗文治合法性甚夥，必有或真或偽之璽復出，一如董卓孫堅故事，信之則真，誰復泥其所自？吳兒無璽而帝，不以為憾。政治社會不以為怪，亦無以璽為據自命正統者出，其間透露信息已頗可觀。若非強人政治、赤裸暴力已入晚期，烏得至此？

蕭梁勵精圖治，江左文物之盛，造極於是，史有定評。叔達（蕭衍）肇基，已居末代士族政權之地，且集古典華夏之末路、浮屠新邦之流產於一身。其史傳五色迷離、蕪雜詭異，頗有時空穿越之慨，近乎畸胎學標本之紐結數億年進化淘汰史遺痕器官。論其史者各據其一二，振振有詞，無不有理有據而不足駁人，端在乎此。“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大似桀紂之君行其“死後洪水滔天”主義。然梁武刻己愛人，雅量足多，亦在所難誣。天水之前，萬口同聲，莫不頌其賢德而惜其兇終。魏玄成謚為“恭儉莊敬，藝能博學”（《梁書·武帝下》），頗征時代精神。[66]賀琛、傅奕之異詞，曲高和寡，乏人問津。可留意者，賀、傅皆積世宿儒，明經起家，琛之致力《三禮》、奕之疏義《五經》，亦皆有《白虎通》時代活化石之慨，破碎支離不在普通法之下，置諸晉唐學術前沿，性理精微，因明簡括，相去雲壤。[67]時人目之為冬烘鈍才、迂滯偏激，雖有直聲，不足回人主之心、塞史臣之口。自溫公（司馬光）著意，盡翻成局，偏鋒一變為主流。蕭公佞佛縱戚之罪，始成鐵案。此事關系蕭梁者淺，印證時風世變者深。蓋佞佛、縱戚二事（二者亦有伏脈暗通，容後論），就六朝民間文化、政治社會而言，非罪實功，士民視為仁義功德，籍說部變文流傳千余年者，端在乎此。故而陳武收拾離亂，亦必效此。溫公嘆為愚不可及，自由思想家必將心有戚戚，然中古諸歐、日本史家之視虔誠者愛德華、天智天皇一流人物，正與六朝人士之視梁武同。可敬者比德[68]“醇德無瑕，斯亦不宜苟存濁世”之贊，恰系簡之（姚思廉）、子山“行仁義而國亡”“天何為而此醉”盎格魯版。賀琛、傅奕孤明先發，生不逢時，殆舊儒家輝格史觀之以身殉情者，宜乎大受新儒史家青睞。

以後儒之見，“如露亦如電”“天國不在此岸”之政治失敗主義，足以反證大一統帝國、士大夫理性主義、儒學保守主義真有濟世救民之功，舍此不足為治。此論真偽可不論，然“政治低能足以喚醒古學復興”之前題，衡諸歐、日史乘，難信而無征。伊拉斯謨之賢何嘗遜於文中子，然則泛拉丁士大夫大一統主義終為春冰虎尾。此中要害，在於北朝諸胡何以一變而為頗有戰鬥狂熱之原教旨尊經復古論者，以秕糠魏晉、憲章虞夏為志，士人、夏人、南人反而流連二氏。其間詭異，略同維金諾曼人自居羅馬哲人元老，輕賤拉丁基督教徒為左道蠻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