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清流之余緒

選舉之義，以鄉議風評選賢，以踐孔門“無類”之心。就其出發點而言，品鑒人倫（清談之祖），即儒士核心價值觀之社會化；臧否時政（清流之要），即儒教核心價值觀之政治化。二者實為一物之內外層，絕非對立二物。故爾，成說“清流懼黨獄而絕，儒士逃於清談，相率棄社會責任於不顧，以談空說玄為逃避現實之術，自蹈於永嘉之禍。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皆根於此”[44]頗有似是而非之處。陳寅恪“吾國學術近於羅馬”即缺乏無涉政治、倫理之純粹學術，魏晉清談之所謂“中國哲學史或玄學史”，稍究其伏脈，即知其“黨性高於一切”。[45]

許靖、許劭兄弟之“月旦評”，即當時之顯學“人倫臧否”公認大師。東京儒學不承認公域私域自有界別，故而良治必出賢人，輿論高於政治。許氏之“亡我之心不死”，開關東牧守舉兵內向之漸，前已論及；然則尤為重要者，月旦之學，未嘗與許氏兄弟相始終，為官府、民間公認為選舉社會氣運所系。就個案而言，選舉或有不當；就通國而言，拔人別無他術。當塗之九品中正，內容無非臨摹月旦，實清議臧否之國有化、系統化、制度化。魯肅之“付鄉黨”、譙秀之“辭辟命”是也，宋武帝之“清議所棄鹹與維新”是也。而士人之清議亦不因官家品第而息，“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余風延及中唐。殷浩之“如蒼生何”、謝安之“東山養望”，顯系東京李黃陳郭（李膺、黃憲、陳蕃、郭泰）諸名士之“養望術”發揚光大，歷史連續性不以易代弑君、異族闌入而中斷。

回顧當塗、典午之際，所謂清談玄學問題，首在《四本論》，即才性離合問題。鐘會之才性論，欲翻曹公求賢三詔所定之“選舉標準答案”，即篡魏之先聲，大小中正視才性論，如宋代考官視《三經新義》問題，乃“考驗黨性”生死關頭。及於東渡，王導之清談，所以調和南北士類、共拒元帝父子君臣名法之士。殷浩、謝安、袁宏、晉簡文帝之清談，所以一君臣之德以拒上遊。袁宏、桓溫之“運有興廢”辯，即布拉格“他們知不知道”之歷史責任問題 [46]；謝安石“秦任商鞅亦清談之過”論，即“中國向何處去”論；劉毅之“正始出風流”，即江東名士存心晉室之最後掙紮；宋武帝之“清議所棄鹹與維新”，即反擊劉毅、司馬休之復辟，重申曹公、李豐、夏侯玄、王廣才性論之馬棰[47]宣言。是以易代百年，沈隱侯仍致不滿。

渡江名士致命之傷，在於從娘胎裏帶來的軍事軟弱性，門第異於封建者亦於此。王馬[48]所共之天下，軍事基礎遠不及孫吳，建鄴君臣懸命於藩鎮平衡術之手，百年不易。前後列朝視為營養保健品之政治太極，於彼竟為五谷不可一日無。清談者，修心養智靜氣精意之要，相業之基也。顧榮之逆陳敏，不發一矢，輕搖白羽扇（此物乃風流名士必備行頭，非諸葛武侯個人創意），以諸卿乃從老傭一語直撥敵營“樸素的階級感情”，賊眾自散，陳敏兄弟走死江幹。[49]王導之為元臣，手無寸鐵，所賴之流民帥皆“階級敵人”，所恃亦唯清談。祖豫州（祖逖）縱兵白下，耀贓席前，即楚子觀九鼎之意。導之智急氣靜亦不下王孫滿，以空城計令流民帥莫測虛實，貼然北渡，去京師肘腋之患，樹北門金城之固。謝安之弈棋淝水，漫言“小兒輩大破賊”，以柔克剛，挫桓溫九錫之請。無往而非清談之政治運用，孰雲燕譚即逃避之遁詞哉！此術玄妙，“五分鐘作畫，須賴五十年練筆”者，知其形不解其神，僅效“五分鐘作畫”者，必至簣事。元規（庾亮）之待蘇峻，襲用王-祖舊本，而天子蒙塵矣。

玄辯所以析理，析理所以習智，佛學名理之精遠勝東土舊學，故而借清談而起。士人佞佛者往往基於愛智習辯，非以信仰，亦無非儒之心，非獨六朝，後世亦然。義理派（抽象派）儒生多好辯好智，多習二氏（佛、道兩家），荊公（王安石）、坡公（蘇軾）皆是；保守派（經驗派）儒生多稱許木訥，多疾異端，信史輕經，傅奕、溫公（司馬光）皆是。此義史家迄今尚未拈出。

南朝歷史軸線，存乎清流士大夫-流民寒人武裝集團之階級鬥爭。《世說新語》之階級對話如下：

“老賊何事急急？”

“我不急急，卿輩哪得坐談？”[50]

無武裝集團欲淩駕於武裝集團之上，太極內交學、輿論導向學[51]何可稍鈍？二者皆附清談而立，故清談衰而門第盡，門第盡而金陵王氣終於三百年矣。

王謝門閥之流民政策，以江表為絕對國防圈，為文人士大夫及其私屬宅地專用。非我類而已自成指揮體系者，以柔道驅之上流、驅之河淮，為王障虜，無論成敗，皆建鄴君臣之利。王羲之奏折即此義，實則乃祖久已“做得說不得”，孽孫偏取“說得做不得”，顯系技巧衰退，瑯琊門第乏才，宜陳郡謝氏太極學代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