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侯甘居胯下

封建之制，文武同流，禮制軍制，初不能分。[13]貴族傳統及其“榮譽、責任、信仰”，互為表裏。禮崩樂壞，自軍制始，次第牽動全民。

管子變法，“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國語·齊語》）。

繆公伐晉，“野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余人，畢力為繆公疾鬥於車下”（《呂氏春秋·愛士》）。

趙簡子伐範氏、中行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左傳·哀公二年》），平民得為士。

此皆封建將崩而未壞、世運將轉、平民將興、新舊雜陳、鼓蕩相激之兆。伯裏克利時代—文藝復興時代皆有貴族解體背景在，文明青春黃金期幻覺之一，即在自信精力無窮、盛世秘訣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賴於若幹歷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無從復制，人智難及。

此刻戎務，尚守禮制，競技為先，仁義是尚，不以成敗為核心價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義重於生，究系禮樂幹城。秦繆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幹“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大忌，受極惡之“繆”謚號，彰其遺惡甚於淫昏之靈、隱。此儒道之萬古江河，當時之“普世”“底線”論。楚莊復蔡社稷，不愛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已得禮樂之精——懷百工、來遠人、興滅國、繼絕世。[14]故列強不復夷狄視之，莊王由此始能與諸夏之君並列，否則其功業豈足比肩成王、繆王。

戎以求榮，守《司馬法》，不禽二毛、不重傷。[15]千乘之國為大。大役“三軍盡沒”，不過數千。三鼓成列，及暮勝負已分。尚有嫌其遷延，乃欲“滅此朝食”者。《左傳》時代之戎務，大略類此。故而當時社會視從戎為貴族特權及榮譽，平民有賢者得入戎行，皆以為榮，不以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衛、吳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構主義”洪水滔天。廉潔可辱，愛民可煩，不容禮義廁足其間。上古以德，中世用賢，今世爭力，“專制平等主義”進入歷史，以“軍功面前授爵平等”為突破口，歷史怒馬狂奔，“千乘之國”未嘗於“萬乘之國”稍息片刻，直入長平式“舉國總體戰”，所賭者非一將一軍，而系一國丁男之全。軍役之榮耀一變為血貢之恐怖，是以“卒之母”聞大將與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賢”“無類”之“啟蒙主義平等”理想落實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孟子·梁惠王上》）、“殺人盈野”、“率獸食人”。“現實政治”之於“普遍價值”，已有不能兩立之勢。儒者以“螳臂當車”自況、“寧蹈東海”自任，已開“節烈論”之漸，實有壯懷，非如後世末流“僅責幼弱”。

六王畢，四海一，始皇“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徑以文法吏治黔首，沒路王孫滿市曹，貴族平民界線化為烏有。

於是有“百姓初帶劍”，新新人類誕生。

韓信帶劍，受“王孫”之稱而居之不疑，不受決鬥挑戰，不守貴族榮譽法典、效子路結纓而死，竟至甘居胯下，一時淪為當時之“韓跑跑”。以舊貴族心理自屬荒謬絕倫，然以平民“成功學”心理，個人（“為天下者不顧家”）發跡變泰（混跡於政治階級）為根本目的，余者不過手段而已，謀大者不計小，目的豈為手段設？

此類思路，稍進半步，即入流氓無產者馬基雅維利主義，“分我一杯羹”。漢家賴此而得鹿。

韓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面形象進入民間俗文化，列國鮮見，折射平民化、同質化早熟，寒門心態主流化之“中國特色”。

舊貴族項氏、田氏身即政治階級，與國同戚，無所謀於“發跡變泰”“成功學”，起兵為楚、齊歷史光榮，豈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為一物，舉義原為鋤秦政，復齊桓、晉文之世，若必以秦政為法、“棄禮義而上首功”始得求勝，真所謂“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詭謀，亦同此心。於己“求仁得仁”，於敵“授柄與人”。

以義帝繼周天子，復列國之局，非項氏私志，實關東舉義共同綱領最大公約數，所爭者僅在“誰有資格繼承桓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漢王即位垓下，亦出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於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諸侯之首”（周政），即楚漢間憲法問題之首。

漢高權謀政客，富於現實感，但求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絕不為抽象理論以現實利益為賭注。“垓下綱領”乃眾霸君相互承認既得利益，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後由近及遠，徐圖進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貫高之謀。漢王辱趙，非張王有罪[16]，殆欲發動葛蘭西“文化革命”“陣地之戰”，確立“天下一人，諸侯不過順民之受寵者”意識，粉碎“諸侯有國，天子乃國際聯盟榮譽主席”舊觀念。張王吾家賢婿，自當配合表演，否則以韓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謹事漢之趙？無奈趙王知趣，趙國公卿偏泥於故事，以為漢之待趙，當如齊桓禮魯、晉文存蔡。於是，大獄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