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穎的看法（第3/4頁）

因此毫不奇怪，這兩位作家長期被視為道德的兩極。初看之下，菲爾丁的倫理確實非常不同。表面上，他的作品表達了世俗對於男人性自由的接受，而這會激怒虔誠的讀者。其作品還充斥著熟諳性事的女人，她們內心狂熱、充滿誘惑，對男人而言十分危險。在菲爾丁的滑稽戲作《邪梅拉》中，帕梅拉的真面目乃是一個無恥的賤婦，是一個妓女並且有私生子，她與其同樣狡猾的仆人們勾結在一起，設下圈套，誘使愚蠢的“呆瓜”先生與之結婚。在《約瑟夫·安德魯斯》中，帕梅拉的兄弟被一個淫蕩的寡婦呆瓜夫人追求；而《湯姆·瓊斯》與《阿米莉亞》中的男主人公皆被老女人的詭計所陷害。

盡管菲爾丁的作品充斥著輕浮與下流的戲謔，他對於性欲和誘奸的根本態度實則非常接近其偉大的對手。他認可當時文化的基本預設，即一般而言，男性追求女性，女性的天真一直受到男性陰謀詭計的威脅，並且墮落的女性乃是被浪蕩子誘奸的受害者。我們已經看到，他在新聞報道中表達了此種觀點，而他的小說亦復如此。邪梅拉、呆瓜夫人及貝拉斯頓夫人（《湯姆·瓊斯》）的放蕩，是一種為了喜劇效果，對於自然秩序的倒轉——女人並非天生蕩婦。不止於此，雖然菲爾丁相信男人不可避免地會與人偷情，但他同樣明確地表示誘奸處女是可鄙的，如果男人們能夠保持貞潔或者忠於原配，那是值得敬佩的。即便《湯姆·瓊斯》中充斥著人類之愚蠢與缺陷所帶來的粗暴快感，這些原則仍然清晰可辨。事實上，情節轉折和意外之喜往往首先以一種遭到嘲笑的面目出現，然後才成功地重新建立起來。菲爾丁所贊賞的那種不完美但仁慈的道德正體現在瓊斯本人身上：

我不是貌似虔誠的偽善者，也不會假裝忠貞無邪，不像我的鄰居們。我有愧於女人，我承認此點，然而我從未有意傷害任何人，也不會在心知將給他人帶來痛苦的情況下，追求一己之歡愉。

他與浪蕩子的邪惡品性形成了鮮明對比，那些人，一如理查森所刻畫的，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危險。他們視女人為“敵人”，並“定期謀劃著”去征服女人。他們的婚姻承諾不值一錢。他們犯下了“不可原諒的背叛罪行”。如費拉馬勛爵，他試圖強奸索菲亞·韋斯特恩，為了迫使她嫁給自己，他們都是洛夫萊斯的幽靈。

菲爾丁最後也是最黑暗的一部小說《阿米莉亞》對此進行了最尖銳的刻畫。首先，我們看到的是馬修斯小姐，她是一個毫無道德的美女，一度將男主人公引入歧途。不過，隨後我們就讀到了她過往的歷史，明白了她性格的由來。她本人最初被一個英俊而殘忍的官員勾引，那個玩世不恭的家夥誘奸了她，包養她做情婦，並且一再丟開她另覓新歡，直到她對於他的鐵石心腸感到無比憤怒與絕望，最終把刀刺向那個人的心臟。“噢，希望我的命運能成為每一個女人的警示，”她呼喊道。

要保住自己的清白，抵抗任何誘惑，否則一定會為自己的愚蠢交易而悔恨不已。希望這能提醒女人在與男人交往時要小心謹慎，盡量避免受到侮辱，絕不要過分相信男人的真誠，也不要太信任自己的力量，其形勢十分嚴峻。女人應當記住自己是走在懸崖之邊，如果滑到，不，如果她只走錯一步，就將墜入無盡的深淵。

另一個核心角色是一位貧困牧師的賢妻，她陷入了一個狡猾而冷酷的貴族的魔爪之中，那個人正屬於把女性視為“敵人”的浪蕩子，獵取並毀滅著女性，他只跟女人睡一次，因為“新鮮與反抗”才能讓他興奮。利用自己建立起的皮條客網絡，並進行了長時間的預謀。他引誘她參加一場化裝舞會，然後麻醉並奸汙了她，並將性病也傳染給她。然後他的丈夫，也從她那兒感染了性病，並了解到真相。他悲痛欲絕，試圖殺死自己與妻子，並且不久之後即過世；而本書的女主角仍然一再受到詭計多端與久經沙場的浪子的糾纏。她的反抗證明了她的美德，但她的命運豈能因此改變。這種危險潛伏在各處，而有權有勢的邪惡男人會利用一切可以支配的手段：巴結、諂媚、財富、賄賂、高於女性丈夫與父親的權勢、贊助、酒精、麻醉、假面舞會、老鴇、皮條客、謊言以及強力。

歸根結底，在喜劇的外表下，菲爾丁的根本關切還是男性的貪婪與女性的無助。

同樣令人吃驚的是，理查森及其崇拜者們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一種基本的前提，即男人必然性放縱——真正的區別在於他究竟是“節制的浪子”還是無可救藥的色鬼。不僅理查森具有此種失望態度，甚至其多數正派的女性讀者也為洛夫萊斯與哈格雷夫·普勒斯芬（《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中冒充強奸者的色狼）之流的壞男人辯解。而理查森也對此種區別進行了評論，在《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的第一稿中，女主角完全願意嫁給一個久經風月的男人，只要那個人能夠放棄放蕩之習——因為，如她所言，“這沒什麽大不了，只要男人能真正反省自己過往的生活與行為，我們就不會有肉體的反感”。同樣，對於《帕梅拉》中的B先生與《克拉麗莎》中洛夫萊斯的色友貝爾福德而言，他們在婚前的放縱之舉也得到了寬容。即使對於理查森來說，男性的偷情甚至誘奸總是可能得到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