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戒律的基礎（第3/4頁）

的確，正如道德家不知疲倦地指出的，懲罰罪人與叛教者乃是一項至為仁愛之舉——“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偉大的仁慈。”監獄牧師埃德蒙·克雷西在1675年這樣說道。相較於地獄中等待他們的可怕的永恒折磨，人世間這點恥辱與痛苦又何足掛齒呢？

結果是，在性戒律與精神戒律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思想關聯。聖奧古斯丁曾說，異端與通奸乃是同一類罪行：人們聲稱自己僅僅是隨心而行，但他們仍舊有罪。更為普遍的是，人們相信道德越軌與精神越軌之間存在著直接聯系。大眾傳道者威廉·克拉格特在縱觀古今之後寫道，“放縱肉欲的教義”用來“使人遠離真理”，並致使他們步入宗教歧途。而另一位傳道者寫道，除了叛教，最嚴重的罪惡即是“不潔，一種因為熱衷於謬誤而導致的自然後果”。

這種性汙點與精神汙點之間的聯系有一個廣闊的譜系。正如《聖經》把精神啟蒙描述為與基督的婚姻，於是在《舊約》中，上帝自己把偶像崇拜描述為去“嫖娼”，發生“淫行”而背叛他。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在《聖經》（例如《哥林多前書》，7.5）以及無數後來的教義中，強烈的性快感被認為是撒旦的誘惑，是所有罪惡之中最危險的。任何人一旦屈服於這種不潔凈的欲望，哪怕僅僅一次，就有迷溺於其中的致命風險，這是基督教的一個常識。正如一位牧師這樣警告他的讀者：“你們一定對自己知之甚少，如果你們能夠設想到那種情況，你們就會保持自己良心的不安。不，先生，你不能跟放縱的肉欲講道理。人的心靈並不了解這種激烈的情感。”確實，盡管別的罪行有可能引起人們隨後的悔恨之意，但對於這一罪行而言，情況正好相反：“對於這一不潔罪惡的反省會再次喚起快感，並使得懺悔之舉難上加難”——“就像無底深淵，又似草入牛口，幾乎無法從中脫身。”性叛道與精神叛道二者響和景從，從古至今，無數鼓勵著惡行的先知與教派的錯誤行為不斷確證此點。天主教徒、長老會教徒、重浸派教徒、無神論者、穆斯林、無宗教信仰者、異教徒以及異端者：所有這些人都曾被視為傾向於縱欲（而這些群體中的絕大多數，又熱衷於指控別人在教義與道德上不純潔）。

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根基中蘊含著這樣一種假設，把宗教與道德留給個人解釋是荒唐的。人們可能真誠甚至狂熱地懷有某些觀念，但他們仍可能被危險地誤導。一位博學的作者列舉說：“首先，一個人的心靈慣於欺騙而又極其邪惡，如果他能隨心所欲，那還有什麽有所不為呢？其次，當人們知道自己可以無拘無束，他們就會縱情聲色，自甘墮落。”相較於人性的內在腐化，理性與意識的力量實在微不足道，而謬誤與邪惡的勢力遍及各處，隨時準備對其設下陷阱、侵蝕腐化。理查德·卡佩爾醫生解釋說，理性是對抗罪惡的“錯誤武器”，因為這是惡魔的工具。“我們一旦與撒旦這個古老的詭辯家與狡猾的狐狸開始辯論，我們就會滿盤皆輸……我們的理性是墮落的，是站在撒旦一邊的，它正好把我們全部出賣。”至於良心，對於頑固者而言，它是盲目與無能的向導。即便在大多數德行之士那裏，“它在某種程度上是褻瀆的、腐化的、不完美的，因此，用我們的良心來取代上帝之道，是錯誤的，它不能成為我們的準則，而是我們的罪惡。”

這些觀念在通俗的宗教講授之中無所不在。約翰·班揚精彩的寓言之作《聖戰》（The Holy War）把這些觀念寫得活靈活現，書中描寫的是上帝與惡魔為了爭奪“人心”這座“城市”而展開的持久鬥爭。惡魔一開始就先聲奪人，宣稱上帝的道德律“不合理、復雜以及難以忍受”，許諾自己會帶來更大的自由與更多的知識。在敗壞與擾亂了“人心”的意識後，惡魔毀掉了所有的“道德律法”，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自由”（尤其是對於“肉體之欲望”），人人都可以隨心所欲，沒有“法律、條令或我的審判來反對你”。他任命野蠻的“欲念大人”為市長大人，其市議員則有“咒罵先生”、“嫖娼先生”與“無神論先生”。即便在城市被以馬內利大人（意思是“與神同在”）奪回之後，邪惡勢力仍然棲身其中，由“偷情大人”與“通奸大人”領導，伺機而動。其中的道德內涵即是，只有在正確的教義與優良的教師之帶領下，人們才可以平安地獲得救贖。

由此，保衛人們靈魂之安寧，同樣也必須是政府的一項至高目標。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似乎將婚外性行為視作一種危險的、不健康的快感，而大多數前現代的注釋家對此深表贊同。“甚至靈魂作為人類更尊貴的部分，”16世紀影響最大的神學家之一，理查德·胡克解釋說，“那麽人類社會就要更多地去照顧好靈魂的區域，而非那些暫時的東西，例如維持生命的物質需求。”根據17世紀的宗教領袖與作家理查德·巴克斯特的說法，在一個虔敬的社群中，“上帝的榮光與欣悅，以及人們的救贖是首要的目標，而他們的肉體福祉只處於從屬地位”。懲罰不貞之人，為了他們自身也為了社群的良善，這是一項基督教與公共的義務，對於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而言都義不容辭。